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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古城獨步嶺南，在中國城池營建史上留下精彩一筆

“一街挑兩城” 嶺南山水城

　　在惠州大橋頭不遠處，東江與西湖之間，一座名為“梌山”的小山丘聳立，被譽為惠州“城脈原點”。山上綠樹掩映，環境清幽，明代古城墻、野吏亭、東坡品荔雕塑、中山紀念堂、惠州府衙遺址展示館等景點“濟濟一山”，與對岸江北的高樓大廈展開“古今對話”。

位于中山公園內的惠州府衙遺址。

　　梌山所在的中山公園，為惠州府城遺址核心區域，有著“惠州第一公園”之稱。近年，經過升級改造，這里變成中山公園（惠州府城遺址公園）。惠州歷史文化之根就在此山中，市民游客可到此尋幽覽勝，近距離觀賞惠州歷史文物的“聚寶盆”，感受惠州歷史之厚重、文化之燦爛。

　　站在梌山南望，可以發現，中山北路、中山南路形成一條古城中軸線，再往東通過東新橋牽出水東街和歸善縣城，形成“一街挑兩城”惠州古城格局。

　　這樣的發現無疑讓人驚喜和自豪！因為，惠州古城與西湖、東江、西枝江水系共生共長、相輔相成，獨步嶺南，在中國城池營建史上留下精彩一筆。

淡水老城舊貌換新顏。

　　梁化舊邦

　　惠州城市源頭為南朝梁化郡

　　梳理惠州城脈，得從其行政區劃說起。入隋之前，惠州行政隸屬和郡縣廢置遷變頻繁。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軍平定嶺南。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

　　秦朝實行郡縣制，將嶺南分設南海、象郡、桂林三郡，并把南征大軍留戍嶺南，同時相繼將大批中原人遷移嶺南，與越民雜處。這是嶺南歷史上第一次移民潮，開啟了嶺南與中央王朝政治、經濟、文化密切聯系的時代，給嶺南帶來了掌握中原先進生產技能的新生力量，推動了嶺南地區的開發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當時，惠州屬南海郡地，被納入秦王朝的政治版圖，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平海古城西門。

　　史學研究有論，曾經存在于惠州博羅、河源龍川一帶的“縛婁國”，極有可能是在秦統一嶺南時被吞并，縛婁先民在與南遷中原人員的融合交往中，成為秦朝新臣民，他們就這樣帶著獨特的地域印記，走向歷史深處。

　　典籍記載周朝的“扶婁”“符婁”、春秋戰國時期的“縛婁”，兩漢時期的“傅羅”，以及晉以后的“博羅”（《宋書·州郡志》云“博羅男相，漢舊縣，二漢皆作‘傅’字。”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亦稱“自吳以后，復為博羅”），顯示一個“訛替”過程，但都是指同一個地方，反映出博羅古縣與縛婁國一脈相承的沿襲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對博羅置縣時間，有兩種不同說法。

　　一說秦代置縣。清乾隆二十八年《博羅縣志》卷一載明崇禎二年韓履泰序言，“按史唐堯時，浮山自蓬島來傅于羅山，故名傅羅，后訛為博羅之名。最古置縣自秦始皇三十三年，與龍川并隸于南海郡。”明末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說，“秦置博羅縣，言博羅而浮之，奇可知矣。故不言浮，然浮博于羅，其事荒誕，而始皇信之，均至以名縣，亦可好怪者矣。”民國時期，曾煥章、張友仁編撰《博羅縣志》時，亦主推秦置博羅縣說。

　　另一說法是漢代置縣。《漢書·地理志》有載，“南海郡，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縣六：番禺、傅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這是博羅縣名于典籍之始，也是后世研究者認為博羅設于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主要依據。當年，由趙佗建立的南越國，歷5帝93年后，被漢朝平定，置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南海郡轄縣六，為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嶺南比較清晰的郡縣設置自此始。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權更迭頻繁，州郡濫置，廢立頻繁，往往“地無百里，數縣并置；戶不滿千，二郡分領”，且離合無常，遷徙不定，為后世歷史研究留下不少想象空間。

　　在南北朝之前，惠州今天的境域，基本上隸屬于南海、東官等郡，直到南梁天監二年（503年）梁化郡設立（一說設于梁天監四年），惠州才從南海、東官等大地理概念脫離出來，轄龍川、博羅、羅陽、河源、雷鄉、興寧、海豐、欣樂、懷安9縣，有了今天作為地市級城市的雛形，成為惠州城市發展的重要分水嶺。

　　南梁置梁化郡事，始見于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歸善縣，本漢博羅縣地也，梁屬梁化郡。隋開皇十年（590年）廢梁化郡，以縣屬循州。”清光緒《惠州府志》則記載，“梁天監年間，析南海郡置梁化郡，郡城梁化，因遷博羅縣治于東江北岸浮碇崗之西。”

惠州府城小東門遺址附近紅砂巖階梯。

　　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梁化郡自南梁天監年間設立，到隋開皇十年廢除，歷時80多年，其郡治與博羅古縣治為同一處。

　　那么，梁化郡治又在哪里？

　　明嘉靖七年（1528年）鄭維新《惠大記》介紹博羅縣時說，“今府治，故縣治也。梁即其地置梁化郡，治始徒于浮碇崗南。”換言之，博羅縣治遷至浮碇崗一帶前，它的位置在惠州府治即今天的惠城梌山。清康熙年間葉夢熊裔孫葉適重修《葉氏族譜》稱其先祖于明“成化元年乃遷于梁化萬石里”，并特別注明“惠州古名梁化”。梁化萬石里即惠州府城萬石坊，為今天惠城中山南路。可以看出，至明清之際，惠州人常以梁化代稱惠州城，當年的梁化郡治，大概率就在今天的惠城梌山一帶。

　　也有一說，梁化郡治所在地為惠東梁化（明代始稱梁化屯）。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稱“梁化故郡在（歸善）縣東南八十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劉梧修《惠州府志》時從李吉甫之說，認為“梁化郡故基在東南八十里，梁天監中置。隋開皇十年廢，今為梁化屯，斷磉猶有存者。”

　　嘉靖版《惠大記》和《惠州府志》，都是惠州明代重要史料，兩者面世時間僅相隔十余年，對重要地點的記述大相徑庭，為后人留下疑竇。或許未來有更多的史料和考古新發現，才能解答疑惑。

　　從傅羅（博羅）置縣起，到隋開皇十年（590年）廢梁化郡止，前后歷經七八百年，惠州大地這段建置沿革歷史，今人用“古梁化”統稱之。

朝京門。 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

　　惠州開城

　　隋代循州總管府設于梌山

　　隋代的建立，使得中國再次進入大一統時代，“古梁化”開啟了向“惠州”迭代的步伐。

　　針對南朝執政者廣立州郡的弊端，隋文帝執政之初便采納楊尚希“存要去閑，并小為大”的建議，罷郡省縣，以州統縣，恢復秦漢時期的州縣二級制。

　　隋開皇十一年（591年），隋文帝將五嶺以南的廣闊地區劃分為嶺南、嶺東、嶺西三大行政區域，各設一總管府，由朝廷直轄和委派總管府總管，其中嶺南設廣州總管府，駐廣州；嶺西設桂州總管府，駐桂林；嶺東設循州總管府，府衙設于惠州梌山，管領循州、潮州兩州，其中，循州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新豐、興寧六縣。

　　總管府是隋朝地方行政體制的最高層級，是高于州級區域的“準行政區”，偏重軍事職能，用以鎮撫一方。循州總管府的設立，標志著一座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東江第一大城”橫空出世，鎮立嶺東。這一歷史事件被后人定為“惠州開城”，梌山，由此成為惠州“城脈原點”。

清末時期的東新橋。

　　古人在惠州梌山設立城市，兼具軍事戰略眼光和堪輿風水之見。梌山坐北向南，“東、西二江匯其東，豐、鱷二湖潴其西”，山南部平衍，其北枕江峭立，府城環于下，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有東扼梅潮之沖、西接汀贛之勝的氣魄。此外，東江西流，在道家看來是“逆水”。受東晉葛洪羅浮山修道、南北朝詩人謝靈運鵝城傳說等影響，惠州開城于梌山，東江“逆水”串起“木鵝仙城”和一塊“仙源福地”，山水相依，物產豐饒，為百姓休養生息勝地。

　　當時的循州城市風貌、生活狀況，后人已無法考究。據史料記載，平陳有功的安徽廬江人樊子蓋，被隋朝命為循州總管府首任總管，歷時十年。《隋書》記載隋開皇十八年（598年）樊子蓋入朝述職，向隋文帝奏獻嶺南地圖，隋文帝賜其良馬雜物，加領四州事，命還循州。后隋煬帝召樊子蓋返朝時，下諭褒獎他“干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道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從隋煬帝的褒詞來看，樊子蓋清廉賢能，在他的治理下，循州政通人和，百姓安居樂業。

　　20世紀80年代，考古人員在梌山西側南北長100米的地下，發現大批隋唐年間的筒瓦、板瓦、陶罐殘片等文物，這是梌山較早的人類生活遺址。

　　循州總管府在梌山建設官署期間，還開鑿了一口水井，專供官府使用，是為“隋井”，又稱“梌井”。民國張友仁《惠州西湖志》認定該井為“隋建府治所鑿”，并說“其古蓋亞于趙佗井”。

　　屈大均《廣東新語》載：“惠州城中亦無井，民皆汲東江以飲，堪輿家謂惠稱鵝城，乃飛鵝之地，不可穿井以傷鵝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與歸善縣城地皆咸，不可以井，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飲云。”這里的“郡廨有一井”，即梌井。

清末惠州府衙。

　　《易經》有云：“改邑不改井。”“井”有著獨特且豐富的文化意蘊，梌井見證惠州開城，滋潤惠州百姓千百年。近年，梌井在淹沒地下多年后，憑借中山公園（惠州府城遺址公園）考古挖掘工程之東風，重見天日，讓人們窺見古代惠州人打井汲水的生活場景。

　　循州一名在隋唐時期曾改名又復名，較為混亂，其脈絡為：循州—龍川郡—循州—雷鄉郡—海豐郡—循州，至五代時期的南漢乾亨元年（917年），置禎州節度使于歸善，循州改稱禎州。

　　此時循州并沒有廢除，而是徙循州治于雷鄉，今河源市龍川縣。實際上，隋唐時期的循州，指的是現在的惠州，但南漢時期、禎州得名后和整個宋代，循州指的是今天的龍川縣。

　　就在禎州得名20年后，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宋真宗因禎州與太子趙禎（后來的宋仁宗）撞名，按照避諱慣例，將禎州改稱惠州。

　　對惠州一名的來歷，民國張友仁修纂《惠陽新志》時認為，“《祥符圖經》有‘鵝嶺，在羅浮山西北（實為西南），即惠陽也’，亦始于宋人記載。但《圖經》所本，或在宋前，故宋人改循州（實為禎州）為惠州，即據《圖經》之說也。”張友仁所舉《祥符圖經》，全名《祥符州縣圖經》，成于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原來是先有“惠陽”，才有“惠州”，“惠陽”改為“惠州”，順理成章。

　　不管惠州因何而得名，惠州就此出現在中國版圖，經濟社會迅速發展，迎來“天下不敢小惠州”的時代。

惠州府城墻依江而建，易守難攻，有著“天險”之稱。

　　宋代名城

　　“惠州城下有江南”

　　城，所以盛民。入宋之后，惠州人口日益稠密，宋紹圣年間蘇東坡寓惠看到的“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的景象，儼然嶺南一大城。

　　惠州宋代之前的城池建設狀況，因史料闕如，后人無法想象，但可以確定的是，至宋代，惠州府城已筑成完整的城墻。

　　北宋文學家余靖寫于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的《宋故屯田郎中黃府君碑》有載，“儂蠻之寇廣州，惠最為近，府君增堞浚隍，民用以安。”“儂蠻”即宋皇祐四年（1052年）在廣西起事反宋的將領儂智高，“府君”則是宋皇祐五年（1053年）上任惠州太守的黃仲通。這是目前學者找到的關于惠州城池的最早文獻記載。

　　后人考究宋代惠州府城的規模和格局，認為其依托東江、西枝江而建，東北面臨東江和西枝江壘筑，西面沿上、下鵝湖（今五四路和國慶路）東畔而筑，被東江、西枝江和西湖圍合，形成天然屏障，城開四門：東門在東新橋橋頭附近，西門在今中山西路與國慶路（五四路）交界處，南門在今中山南路1號店鋪附近，北門在今法院前街27號建筑附近，周長約1106米，面積約0.5平方公里，城內辟有通衢，交叉狀如十字（即今天中山東、南、西、北四路）。

　　明代惠州人葉春及《萬石后湖堤記》記載，“故城狹”“南門鐘樓北，西門公卿橋東”，民國張友仁《惠州西湖志》也記載“城之宋時，西門在公卿橋東，北門在城隍廟”。可以看出宋代惠州府城較為窄小。

　　寓居惠州的蘇東坡在《與程正輔書》中寫道：“如惠州兵衛單寡，了無城郭。”蘇東坡筆下的“城郭”，泛指城市，非特指城墻，可見當時惠州城池稍顯單薄。

　　蘇東坡曾經兩度居住“郡東二十步”的合江樓，這里可以飽覽“海山蔥昽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之勝概，他享受著“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寓居合江樓》）之愜意，但因惠州生齒日繁、城市經濟發展，合江樓下“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和陶移居二首并引》）之市井氣息，又與日夜相伴。

1929年改造后水東街包公巷路段。

　　10多年后，詩人唐庚寓惠。在他的筆下，宋代惠州城市生活躍然紙上。他撰《射象記》記錄“有野象闖入惠州北門”之異事，寫市況有“道路魚鹽去，樵蘇竹木還”“茶隨東客到，藥附廣船歸”“煙合家煨老酒，風腥船過咸魚”等句，寫節俗如“挑菜年年俗，飛蓬處處身”，寫風物如“筍蕨春生箸，魚蝦海入盤”，雋永有味，像一幅工筆長卷，細致描繪出北宋惠州古城的風土人情。

　　惠州作為粵東商品集散地和東江水運中心的地位，在當時已經凸顯，正如唐庚所稱，“百里源流千里勢，惠州城下有江南”。

　　惠州作為嶺南山水古城的典范之一，在宋代已經顯現端倪。北宋治平年間，在蘇東坡、唐庚寓居惠州之前，惠州太守陳偁修橋疊堤，經劃西湖，有目的地改造和利用西湖，所筑之堤東起中廊（北門外），西抵天慶觀（今元妙觀），延綿數里，時稱平湖堤，設水門，或堰或閘，以閉以泄，各得其宜，又在堤上中置水門泄洪，疊石筑橋于其上，時稱拱北橋，成為惠州最早也是當時最大的一項水利工程。此后，惠州西湖“溉田數百頃，葦藕蒲魚之利，施于民者豐矣，故謂之豐湖。”

　　陳偁不僅大興水利，同時還“開六橋雄勝，剔全湖青翠，建亭館、筑荷花浦”，營造豐湖景點，增加豐湖的人文內涵，于是“沚渚亭、豐湖山之樓、長橋巨舫，與其屬以休以游，席春幄之奇葩，懷署閣之清風，霜柑肥鱸，雪蟹浮醅，未嘗不思與惠民均所樂”（宋鄭俠《惠州太守陳文惠公祠堂記》）。

　　陳偁還首提“惠陽八景”，即鶴峰晴照、雁塔斜暉、桃園日暖、荔浦風清、豐湖漁唱、半徑樵歸、山寺嵐煙、水簾飛瀑。

　　后經文人墨客，特別是蘇東坡的題詠，惠州西湖聲名遠播，逐漸成為媲美杭州西湖的風景名勝，后人云“迨東坡點綴增潤，布置大備”。

　　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記述惠州西湖景觀時，有“臺榭二十余所，亭館為廣東之勝”。

　　從宋代開始，惠州西湖與惠州府城唇齒相依，直至融為一體。一座民物歲滋、聲教日洽的嶺南名郡，巍然矗立在東江之濱，宋式生活美學、商業文明、市民文化等，涵養著惠州的城市精神。

攝于1920年的歸善縣城娛江門。

　　嶺東雄郡

　　明代擴城奠定惠州府城格局

　　元代惠州城址延續宋代規模，甚少增益。

　　元明鼎革后，全國開始興起“城墻熱”，大至省城，小至縣城或者衛所，紛紛修筑城墻以自衛。

　　明洪武三年（1370年），惠州知府萬迪以“宋元故城甚隘”為由，與守御千戶朱永率軍民擴城，這是惠州府城在宋元故城的基礎上首次擴建。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設惠州衛，次年，為加強御敵，惠州知府陳繼再次大規模擴建城垣，并開鑿溝通東江水系為城內居民提供水源，范圍大致以今天的水門路、南門路、長壽路、環城西路、濱江西路為界，南部從今中山南路擴至南門路，北部從法院前街擴至渡口所附近，西部從今國慶路、五四路擴至環城西路，西湖一部分被圍入城內。

　　經過此番擴建，惠州府城設置七門，東曰惠陽門、西曰西湖門、南曰橫岡門、北曰朝京門、小東門曰合江門、小西門曰東升門，水門曰會源門。城內以水門至小西門為中線分為兩部分，東北為民城，西南為軍城（惠州衛）。

　　惠州府城7個城門中，又以北門要塞朝京門最為堅固。根據古代地圖顯示，朝京門正對拱北橋，且門外加筑半圓形的甕城——當地俗稱“城門桶”，門之上又有“敵樓”，旁列窩鋪28張，用來觀察和射擊來到城墻腳下的敵人。

　　這時的惠州府城城垣，雄偉規整，高大堅固，且東北帶江，西南縈湖，利用四面環水的地理優勢，在軍事方面有很高防御能力，可謂固若金湯，號稱“天險”。

　　明洪武年間的兩次擴城，奠定了明清兩代惠州府城的規模和格局，此后修繕不輟。

　　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惠州知府何偉在梌山府衙門前建石牌坊，兩邊分別書有“嶺東雄郡”“梁化舊邦”八個大字，將惠州城市演變脈絡和精神特質作了精準刻畫。

　　清道光年間，惠州知府江國霖主持了惠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惠州府城垣修復工程。江國霖之前幾任知府曾謀劃全面重修惠州府城，都因工程浩大、資金難以籌措而作罷。江國霖上任后，向“惠州十屬”（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龍川、和平、永安、長寧、陸豐、連平州）倡捐修城資金，得到“惠州十屬”紳富大力支持和踴躍捐助，共得緡錢10余萬。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十二月，江國霖率官民照城墻舊基一律翻新。江國霖來往巡視，監督進度和檢查質量，寒風酷日未嘗間斷。歷二載，惠州城垣修筑一新。

　　煥然一新的惠州城垣仍開7門，分別為平湖門（原大西門）、朝京門、環山門（原小西門）、遵海門（原橫岡門）、惠陽門、合江門、會源門。江國霖親自為各個城門題額，寫上得意之筆。

　　經過測量，惠州城垣周圍一千三百六十丈，俗稱“七里三”，高二丈二尺，城基寬二丈；筑甕城5座，高、厚與主城同；筑城雉堞1614個，每堞廣六尺，厚一尺五寸；筑城樓7座，各高三丈四尺，廣三楹，可容四五百人；城北筑炮臺28座，選擇地勢扼要而置。惠州府城城墻經過江國霖主持修繕后，比以往更加牢固、雄偉，且規格高、質量好，很快發揮了“守民”作用。

　　清咸豐四年（1854年），廣州、東莞、惠州等地爆發天地會反清起義，地方官府無力鎮壓，致使惠屬之博羅、河源及近郡之東莞、增城、花縣、龍門、從化等縣城相繼城陷，外地難民從四面八方涌入惠州城避亂，“數百里內皆來保于惠城”。是年閏七月，惠州翟火姑率數萬之眾圍攻惠州城，數月久攻不下，惠州府城有效地保護了全城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惠州民間謠諺云，“鐵鏈鎖孤舟，浮鵝水面游。任憑天下亂，此地永無憂。”它為人們描述了一個既是兵家必爭，但又固若金湯的惠州府城。

　　惠州府城的街道，經過明代擴城，至清代形成“九街十八巷”骨骼脈絡，區域面積達1平方千米。

　　“九街十八巷”具體指哪些街巷，相關資料尚存爭議，流傳多個版本，其中一個流傳較廣，“九街”為府前橫街、北門直街、高第街、金帶街、文興街、塘尾街、忠信街、后所街、打石街（更名中山西路，即商業步行街）；“十八巷”為府背巷（更名公園后街）、白珩巷、興隆巷、都市巷、象嶺巷、爾雅巷、朱紫巷、叮咚巷、揚雅巷、游所巷、六角巷、淘沙巷、紅花巷、牛角巷、萬壽巷、大簾巷（即大廉巷）、小簾巷（即小廉巷）、百子巷（也稱柏子樹下）。

　　不過，據清光緒《惠州府志》中的《惠州府城之圖》所記載，府城街巷總數泛稱，并不是具體指九條街、十八條巷。這不難理解，考究古人用詞，三、九、十八、三十六、七十二等，都是代表眾多的意思，如在古代長安，人們用“九衢”來代表其街道之眾多和繁華。因此，惠州“九街十八巷”，可以理解為形容惠州府城熱鬧繁華的一種描述。

　　惠州府城，還有“鵝湖穿城”的勝景。鵝湖為筑城所鑿池，“云鑿池者，南鑿象嶺山脈，引湖水至鐘樓，即為城西南池。明擴惠城，池貫城中，更名百官。（張友仁《惠州西湖志》）”明嘉靖惠州府訓導戴賞描述鵝湖時稱，“（西）湖盈而后循城關入百官池，盤旋印山，溯公卿橋而南，逶迤鐘美，實一方之勝”。清末博羅詩人張雋有詩《西湖行贈周劍虹廣文》云：“起登孤嶼縱目望，城通西湖湖通江。此湖豈獨風景好，形勢百粵推無雙。”

　　雄偉之城池，秀美之山水，使得惠州府城剛柔并濟，“百粵無雙”。

攝于1920年的惠州城墻。

　　嶺東首邑

　　歸善“靈城”通過水東街連接惠州府城

　　更為奇特的是，惠州古城的范圍，不僅包括惠州府城，還包括一個附郭縣——歸善縣城，在明清兩代上演“雙城記”。這樣的范例，在全國少見。

　　歸善縣設立南朝陳禎明二年（588年），由欣樂、懷安、酉平三縣合并而成，隸屬梁化郡，縣署設于水東（今橋東）白鶴峰之下。唐宋兩代，歸善縣城并無城池。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因盜寇頻發，歸善縣署遷入惠州府城譙樓之左，形成“一城兩治”局面。

　　府城與縣城的辦公場所共處一城，放在現代，類似于市政府與縣（區）政府同在一處。這種狀況持續了200多年才得以改變。

　　明嘉靖年間，嶺東地區遭受前所未有的寇亂，惠州首當其沖，水東居民區因無城池可守，遭到劫掠，方志中的“兵叛掠東平”記載，反映的就是當地居民飽受寇亂之苦的窘況。

　　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嶺東寇首花腰蜂伏誅，社會局勢稍稍安定，惠州府生員劉確、鄉民黎俸等請建東平民城，以防守地方。

　　東平民城的興建，除了軍事防御需求，經濟發展也是重要動力。明代吳高《惠州修路記》記載有老者告知他說，“昔水東地勢低洼，宋守錢酥筑作平直，郡人便之……”這是后人考究水東街始筑年代的原始資料。至明代中晚期，水東一帶已相當繁榮，東新橋、水東街皆是重要墟市。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廣東兵備副使方逢時因征寇來到惠州城，至通衢，嘆曰：“東路要區也，人民殷富，不可無城，遂使議城之。”

　　從諸多史料中可以看出，居住在東平一帶的百姓是比較富裕的，因此亟需一座城池來維護地方安全。

　　不過，東平民城建成后，“不屬之官而屬之民，草創圖基，僅作土墉，無環堵以為守御”，形制上顯得單薄。

　　明萬歷初年，歸善縣知縣林民止著手搬遷縣治，欲將縣署遷回白鶴峰，得到惠州知府李畿嗣的支持。

　　唐宋時期的歸善縣故址“幾蕪沒民間，不可復識”，選址之地為利、嚴兩姓所有。林民止以銅錢五百緡征得利姓土地，這是惠州歷史上有文獻記載的較早的政府征地補償。

　　土地的問題解決后，明萬歷六年（1578年）七月，歸善縣治正式興建，于當年十二月竣工，東平民城由此變為官城，土墉變城墻，歸善縣城由此矗立。

　　據明萬歷《惠州府志》記載，歸善縣城“高一丈六尺，周圍闊一千零五十丈，雉堞一千五百六十五。為門四，東曰輔陽，南曰龍興，西曰通海，北曰娛江，關二，便門二，窩鋪九。”“城內曰關廂坊，分亞元、登云、云衢、龍座岡；城外曰東關坊，分東平一、東平二、東平三、東平四、東平五。”

　　明代惠州人葉夢熊在《歸善改建龍興門記》記載改建城門始末，并描述說“水自西江（西枝江古稱）而下，汪洋停滀，萬頃如練；天馬諸峰，積黛飛翠，繚繞屏列。”從龍興門一帶的自然風光可以看出，歸善縣城依托城墻之勢，與自然山水渾然一體。

　　對比古今地圖可以發現，歸善縣城東門輔陽門在惠新東街口，南門龍興門在永平路北段對出西枝江邊，西門通海門在惠新西街口的西門口，北門為娛江門在和平直街近東江邊。

　　歸善縣城垣此后修葺不斷，尤其是崇禎七年（1634年），歸善知縣陸自岳為抵御倭寇，捐俸加固城池，“垣高九仞，雉聯百里，樓櫓刁斗，革笥木薦，桔槔兜零，鹿角虎落，無所不備。”博羅大儒張萱撰《歸善縣修城記》盛贊陸自岳，在他筆下，歸善縣城是一座“靈城”，可與周文王之靈臺、靈沼“同垂天壤”，理由無他，惟“眾心成城”耳。“自茲而籓籬日固，夜戶不扃，弦誦聲高，甘棠蔭滿，近悅遠來，老恬幼嬉，雞犬寧止。”

　　這座“靈城”里，有惠州人文地標——白鶴峰。這是蘇軾故居所在地，惠州人將其辟為東坡祠，德有鄰堂、思無邪齋等蘇跡令人向往；始建于元代的歸善縣學宮，氣勢恢弘，美輪美奐，學宮之前的東湖，“碧水澄泓，人文攸繁”。城外，是風景優美的理學大師楊起元講學處——敦仁精舍，以及星羅棋布的大小湖塘。連接惠州府城、歸善縣城兩城的水東街，七十二行當興旺，成為了商旅輻輳之地，市肆之盛，貨財之富，船泊之集，富庶甲于惠郡。清人任昌詩《循州竹枝詞》云：“包公巷口酒樓開，贏得酒人得得來。閑倚闌干聽歌舞，紫云一曲遏云回。”

　　繪制于明崇禎四年（1631年）的《惠景全圖》，完整地展示惠州“一街挑兩城”的獨特格局。在這幅圖里，城開四門、城墻包裹的歸善縣城形似烏龜，在東江與西枝江的環繞中，被東新浮橋牽引，西向惠州府城游去。

　　至清代，歸善縣城垣歷經八次大規模修葺，最后一次是在清咸豐五年（1855年），“西與府城對峙，中隔一水，通以浮橋。”

　　總之，明代歸善縣城建成，與惠州府城交相輝映，惠州古城正式形成“一街挑兩城”的格局，在明清兩代存續五百年，在中國城池營建史上獨樹一幟，成為州府城池與附郭縣城隔河觀望又相距較遠的范例。

　　惠州古城，又與惠州西湖、東江、西枝江水系融為一體，堪稱嶺南山水城市巔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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