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始于大鵬灣沙魚涌，途經淡（水）澳（頭）地區、永湖、三棟、惠州城區的水陸交通線，成為群眾生活、軍事物資運輸要道，“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二條‘滇緬公路’”（見高喬、洪東所撰《東江縱隊與第二條“滇緬公路”》），而地處這條戰略要道中途的三棟，硝煙四起，演繹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被日軍炸毀的水東街。本版圖片 侯縣軍翻拍
日軍入侵華南欲切斷內地與香港聯系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軍相繼攻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成為我國抗戰外援軍用物資主要進口門戶，因此，廣州無時不在日軍覬覦之中。惠州面向大海，又是軍事上拱衛廣州的重鎮，故成為日軍的目標。
1938年10月12日凌晨，蓄謀已久的日本南支派遣軍在大亞灣澳頭、霞涌一帶登陸，拉開入侵華南的序幕。當時，日軍在大亞灣海面集結兩個師團和一支先遣隊，共約4.5萬人，分三路登陸。
香港《申報》分析日軍華南登陸的目的之一：“為截斷粵漢鐵路，使內地與香港隔離，致軍火不能進口，貨物不能出口�！�
日軍登陸大亞灣后，旋即受到中國守軍的猛烈反擊。中國守軍因寡不敵眾、戰術失策而連丟城池。數日內，日軍連續攻陷澳頭、淡水、坪山等地，直逼惠州，至10月21日占據廣州。
對這段歷史，《惠陽縣志·大事記》記載：“10月12日凌晨，日軍4萬余人在大亞灣登陸。13日，進占淡水、永湖、鎮隆、陳江。15日，惠州守軍與敵激戰數小時潰退，日軍第一次進占惠州城，大肆燒殺�！�
1938年11月4日的《新華日報》報道日軍在惠暴行：日軍剛到惠州，強盜惡魔的臉孔便昭然若揭。燒殺搶掠七八天后，日軍變得假惺惺，“寇酋始以維持地方治安為號召，設維持地方治安委員會，以日人主之，而雜以漢奸數人”。然而，日軍見城內已無可擄掠，漸赴各鄉村放肆搶奪。
“日軍的勝利，不過是表面的成功，華方的守軍，實力未損，大半都退入城鎮附近的山林中，日軍除占領淡水、澳頭、坪山、惠陽、博羅、增城等重要據點，連公路河道都無力控制�！�1938年11月14日的《申報》報道《惠陽民眾成立武裝衛鄉決死團》，刊載了一位游擊戰士的談話稱，日軍所能占領的地方實力也很單薄，如淡水一帶，不過駐扎數百人，惠陽也未及千人，其他地方，甚至僅駐扎數十人。
面對日軍的入侵，惠州軍民奮起抵抗。1938年11月14日《申報》報道《粵東江開始游擊戰》稱，東江“草莽英雄崛起保衛桑梓”“現在日軍深入東江，敢作敢為的草莽英雄，為了桑梓之故，咸挺身而出，東江的游擊戰，遂于本月初旬次第開展，有幾回收獲意想不到之勝利”。
11月20日《申報》消息則稱：“東江方面，自本月初旬起，各地民團會合軍隊，首先由馬安反攻平山，三日克坪山，永湖、三棟游擊隊，由附近向淡水襲攻，八日克淡水。日軍乃急集坪山圩、龍崗圩、鴨仔埗、鎮隆，思欲保持十月十一日登陸時之要道�！�
1939年1月初，日軍棄惠，臨去時，將東新橋、圓通橋、近秀橋、橫槎橋等交通設施炸毀。
惠州自古為東江流域的交通樞紐、貨物集散地，以城鄉物資交流為主。廣州淪陷后，廣九鐵路為日軍占據，珠江口也為日本軍艦所控制。從此，內地和香港的交通受阻。1939年夏天，沙魚涌成了內地與香港交通的重要口岸，而鄰近的淡水成為重要交通樞紐。
由沙魚涌至淡水的路上，肩挑的、騎自行車運貨的絡繹不絕。水路運輸靠木船由沙魚涌到坪地西坑落船，沿淡水河，經淡水、永湖、三棟至惠州，再轉至大后方的一些省份。這條商品通道沿途各地開設有飯店、旅店、攤檔，日間喧鬧擁擠，夜間燈火通明。
西枝江及其支流淡水河流經三棟，上至淡水、下達惠州，水面寬40米，可通帆船或小汽艇，交通便利，歷來是舟楫要道。當西枝江成為香港通往內地的要道、進出口貨物唯一的運輸線時，三棟河段除有數百艘帆船航行，還有不少小汽艇輔助運輸，航運繁盛一時。
隨著人員過往頻繁，貨運繁忙，三棟各行各業驟然興旺，圩鎮飲食攤檔多至數百家，被稱“月有九圩”，圩日食鹽交易多至千擔，牛交易多至300頭。
“無形中變成了一條打不爛的運輸線”
根據高喬、洪東撰寫的《東江縱隊與第二條“滇緬公路”》載，當時“各地客商云集淡水，進出口公司多如牛毛，有香港商人，也有本省和外省的，更多的則是淡水本地的老板。淡水鎮一時熱鬧非凡。進口物資主要是棉紗、布匹、膠鞋、石油產品、汽車零件、輪胎、機器、西藥等；出口物資主要是三鳥、糧食、礦產品、桐油、土紙、中藥材等。進口貨物運至淡水后，轉運惠州、興梅、粵北、廣西、貴州、四川等。這條通道，成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二條‘滇緬公路’”。
為擾亂中國軍隊的這條交通命脈，日軍經常來轟炸。1940年9月30日《大公報》刊登的《略談淡水婦女》稱：“居民在警報中過活，天一發白便向城外村落躲避，下午二三時才回得來，開始各種工作或買賣，城中一天有大半天是空的。尤其是婦女為照料家庭及小孩，更沒有空顧及旁的。”淡水籍革命人士鄧秀芳在《淡水地區的抗日武裝斗爭》之“淡水第二次淪陷期間”寫道：“日軍為了切斷這條交通線，經常派飛機前來轟炸掃射。雖然炸死了不少人，燒了不少物資，但商人有利可圖，搬運工人有活可干，小商販有生意可做，都不愿離開。每次飛機來了就疏散躲一躲，飛機走了，照常運輸，照常做生意。無形中變成了一條打不爛的運輸線。”
1941年，抗戰進入更為艱難時期，物資短缺，奸商囤貨以求大發國難財者有之。戰爭破壞、自然災害、經濟衰退，中國社會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日軍此時加大侵略強度，意在摧毀地方經濟，迫使中國人民屈服。
1941年2月4日，日寇1000余人，從澳頭小桂登陸，侵占淡水后，截斷粵港韶（關）國際交通線。1941年5月，日軍第二次入侵惠州。日軍據惠僅僅三天，卻四處放火焚燒，分別在水東路、塘下、打石街、萬石路以鳴炮為號，炮聲一響，即放火焚燒商店民房。此外，西湖名勝如棲禪寺、永福古寺、元妙古觀和東坡亭等古跡均遭焚燒，城內被大火燒毀的商店和居民住宅達八九成�；葜萑税训诙螠S陷的遭遇稱為“大燒屋”。
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日軍占領香港后，不少商販從香港販進大批舊衣服在三棟圩鎮銷售，盛極一時。這段時期的三棟圩，除坐商外，流動商販特別多，有本地人，也有來自永湖、良井等地的人。每逢圩日，流動商販多至2000擔（檔），在指定的“行”市露天擺賣，商品有稻谷、蔬果、三鳥、魚蝦、食鹽、小農具、竹器等，琳瑯滿目，滿足附近鄉民日常所需。
三棟原旅港村民紛紛回鄉避難。如旅居香港的三棟沙澳富商、天元商行股東之一何伯佑帶著家人從香港返回沙澳避難。據說其避難沙澳之時，吃的是白粥加咸菜，何伯佑獨自一人掛上餐巾，用右手小心地夾幾粒咸菜放在左手的湯匙上，慢慢往嘴里送，大便時更要有兩個仆人跟隨，一個撐傘，防止茅坑上塵灰掉下來，另一個拿著打狗棒，防止野狗靠近，落魄之際還不忘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令人捧腹。
據統計，從1942年至抗戰勝利，有不少路過或流落三棟的港人，這些難民中，小孩被收養者數以百計，餓死圩亭者亦上百。國破家亡之際，個人的人生際遇令人唏噓。
1945年8月15日，《大公報》報道“日本投降矣！”。
抗戰交通運輸線在解放戰爭時期仍發揮作用
1942年2月4日，日軍第三次入侵惠州，兇狠本性無以復加。惠州文化名人王映樓在《惠城四次淪陷紀實》里說，日軍留惠6天自動離去后，人民入城，見積尸遍城內外，各自認其親屬，收殮掩埋，多自釘薄板以葬，一時號哭之聲，震天動地。
在這樣的背景下，三棟成為避難之所，惠州城里的人紛紛涌入，艱難度日。
惠州名士馮重熙千字紀事詩《日禍行》，記錄了日軍燒殺搶掠的暴行和惠州生靈涂炭的慘況。馮重熙在《日禍行》中數次提及自己避難至三棟鄉間，1938年“兩日惠州陷，予家洛塘濱。兩女攜眷聚，長甥伴前塵”，1941年“攜眷走官橋，冒雨濺泥漿。匍匐斷橋邊，景況最悲涼”，1944年“詩庚歲暮章，半徙木瀝鄉。宗人勤招待，情誼莫能忘”。這些詩句，刻畫了一個在家園破碎后顛沛流離的游子見到三棟親人時的悲喜。
1945年年初，日軍侵占韶關各地后，為防止盟軍在華南沿海登陸，在沿海地區增兵一個師團，重新占據沿海地區各重要據點。1月14日，惠州第四次淪陷。
在亞太戰場日薄西山的日軍，一改此前三次臉孔，采取所謂“懷柔政策”，以“中日親善”口號試圖蒙騙惠州人，城內大開“黃賭毒”，有“暖風熏得游人醉”的迷幻之境。然而，《廣東省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指出，在日軍“三光政策”下，又有四五百名居民被屠殺。三棟圩的三圣宮、山下村、坦坡圍村、河村，均有日軍駐扎。日軍任意搶掠財物，鄉民紛紛逃避，寢食不安。
此次，日軍侵占惠州超半年，至勢窮力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16日，東江日軍在水東街包公巷碼頭向中國軍隊投降。
抗戰勝利后，1945年9月，惠淡河牛郎徑稅站在淡水河畔設立，負責惠州、三棟、永湖、良井到淡水的水陸交通線上的稅收。由于是交通要沖，又是兵防要地，每天商旅運進來的布匹、棉紗、煤油、膠鞋等工業品及藥品和輸出香港的三鳥、山貨、糧食、蛋品及礦產品甚多�？箲饡r期形成的交通運輸線，在解放戰爭時期依然發揮作用，影響深遠。
揆諸這段歷史可以發現，無論是占領前還是撤出后，日軍都對澳頭、淡水、惠州等重要地點實施不間斷的襲擾和轟炸，直至再次占領或戰爭結束。日軍選擇大亞灣作為登陸地點，是經過周密推演和縝密籌劃的，其中就包括切斷或摧毀這條始于大鵬灣沙魚涌，途經淡（水）澳（頭）地區、永湖、三棟、惠州城區的水陸交通線。
作為這條大動脈中間節點的三棟，以此參與和見證了這場戰爭，在中國歷史上寫下獨特的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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