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惠州博物館“東江流域的文明”展廳，仿佛走進時光隧道，眼光摩挲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工具，直觀感受東江先民粗獷的生活場景。隨后，轉入縛婁之謎環節，這里展陳的青銅編鐘、各類陶器等文物，或精美，或粗樸，各司其職，奏響了一曲交響樂，演繹先秦時期東江文明的歷史回響。

　　“200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博羅縣橫嶺山墓地的兩個墓坑也“搬到”展廳中央。這是兩個原比例復原的商周墓坑，一大一小，比鄰而設，坑內的隨葬品清晰可見，還原了橫嶺山墓地出土時的情景，給觀眾震撼之感，歷史與現實的叩問伴隨著生與死的思考，在展廳激蕩。

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的圓渦與夔龍組合紋銅鼎。

　　從現場展示的橫嶺山墓地考古挖掘圖可以看出，墓地規模大、數量多，且排列整齊、大小有序，透露出當時社會處于穩定有組織的狀態，同時說明在西周時期到春秋時期嶺南地區已具有發達的青銅文化，為揭開縛婁之謎提供了重要依據。

　　越之沃野

　　廣東青銅時代的光芒或在商代開始閃耀

　　“循州（惠州古稱）當五嶺之東，境接海潮，連汀贛，漢之名郡，越之沃野也。”明代隆慶進士、惠州府河源人李燾寫《重建惠州泗洲塔記》時，以倒敘的手法追述惠州之歷史，“越之沃野”寥寥四字，勾勒出先秦時期東江大地農耕文明的豐饒景象。

　　考古發現，在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東江先民的生產方式已經從采集、狩獵、捕撈過渡到稻作、畜牧等原始農業，生活模式從漂泊無定到聚族定居，生產力與日俱增，社會組織不斷完善。經過漫長歲月，在商周時期演變為東江土著部落，他們形成了族群意識，成為百越族群的一支。

這是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的玉管。

　　“百越”之稱謂，源于先秦古籍，是對南方沿海一帶古越部族的泛稱，包括吳越、揚越、東甌、閩越、南越、西甌、駱越等眾多越族支系，《呂氏春秋》統稱為“百越”。《漢書·地理志》有載，“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

　　嶺南山川為百越之地，東江先民為百越之民，可以確信。但先秦時期的嶺南為“化外之地”，宋代《歷代地理指掌圖》疏注《帝嚳九州之圖》稱嶺南地區“非九州地”，認為“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可謂之南越。”言下之意，先秦時期，中原歷代政權管治勢力未曾到達嶺南。

　　天高皇帝遠，我自逍遙。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描述的“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的景象，在東江流域上演。

　　在此過程中，時代的浪潮悄然而至。歷經漫長的石器時代后，嶺南地區也進入青銅時代——百越族群在繼續使用石質生產工具的同時，掌握了青銅冶煉與鑄造技術，為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奠定了基礎。

　　新舊時代的交替，依然是一個緩慢的演進模式。考古學家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稱，以中原地區為代表的中國青銅時代，它的開始不會遲于公元前2000年，而它的結束則是一個漫長而且逐漸的過程，這個過程開始于春秋時代的晚期，但直到公元前3世紀的秦代才告完成。依照目前的考古記錄來看，中國青銅時代持續至少有1500年之久，雖然在它的晚期與鐵器時代有好幾百年的重疊。

　　嶺南青銅時代開始的時間較中原地區為晚。根據考古資料，從廣東發現的鑄銅石范來看，其最早年代可定為商代，學界認為廣東青銅時代開始于商代，結束于秦代。不過也有觀點認為結束的時間為東漢，因為廣東鐵器冶鑄始于東漢。

銅戈等兵器的出土印證了史籍中關于“越人之俗，好相攻擊”的記載。

　　顯然，在歷史長河中，人類對不同質地的生產、生活用具的使用，是先后重疊交錯的。例如，新石器時代主要使用磨制石器，但仍有相當數量的打制石器。同樣，青銅時代，磨制石器并存，即便到了鐵器時代，青銅也遠未絕跡。因此，青銅時代可稱作是一個“銅石并用時代”，如惠陽鎮隆商代窩尾坳聚落遺址，發現了大量打制石器，說明東江流域人們當時所用的生產生活工具“銅石并用”。照此邏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則可以稱為“鐵銅并用時代”。

　　楊式挺、邱立誠、馮孟欽、向安強所著《廣東先秦考古》認為，到了商末周初至春秋戰國，由于本地區文化的發展，加上中原地區商周文化、長江流域吳越文化、江西吳城文化以及楚越青銅文化的影響和浸潤，使廣東青銅文化逐漸形成文化特征更趨一致、分布地域更為集中的種群共同體——古越族。

　　總之，青銅時代的光芒或在商代就已經在東江流域閃耀，東江文明的曙光，噴薄而出。

　　那么，支撐東江文明大廈的磚瓦是什么？

　　后世的學者認為，從聚落，到中心聚落，到古城，到古國，是中國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三星堆遺址發掘考古專家王巍在《中國古代國家形成論綱》中認為，中國古代先后經歷了邦國（古國）、王國和帝國三種不同的國家政權體系，以秦統一為標志，中華文明由王國文明轉變為帝國文明。

博羅公莊出土的青銅編鐘。

　　當然，黃河、長江、珠江各流域的文明發展程度不一，從文化到文明的突破方式、坐標點不能一概而論。

　　主張考古學的“中國學派”的考古學家蘇秉琦多次提出廣東有“自己的夏商周”，有“自己的青銅時代”，并預測“廣東、廣西的東江、西江都有這種古城、古國的大遺址”。

　　結合史籍記載，“越之沃野”惠州大地進入青銅時代后，存在著一個古國——縛婁古國，且被認為是東江文明一抹亮麗的底色。

　　縛婁古國

　　歷時千余年與廣東青銅時代重疊

　　歷史長河煙波浩渺，縛婁國在哪里？疆域有多大？生產力達到怎樣的水平？文明程度如何？它的起始和終結時間是何年？……后世對縛婁國有著太多的疑竇和好奇。

　　據《史記》載述：“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也就是說，虞舜向唐堯提議，將共工、驩兜、三苗、鯀四個部族流放到中原以外地區，藉以統治和教化四夷。

水晶玦。

　　其中，驩兜部族經由河南丹水，湖南澧水、大庸，廣西崇善，再沿西江順流而下，進入廣東珠三角地區。他們帶來中原地區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推助了嶺南的開發，同時也促進了嶺南土著先民與中原人的民族融合，催生了后來的陽禺、縛婁、蒼梧等一批被稱之為“驩兜之國”的小邦國。

　　縛婁之名，始見于《呂氏春秋·恃君覽》：“揚漢之南，百越之際，敝凱諸、夫風、余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晉王嘉《拾遺記》則記載：“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后世研究者認為，“扶婁”與“縛婁”，音聲相近，指義實一。周成王為西周第二代君主，周成王七年約為公元前1036年，這說明，縛婁國在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已經存在，且存在多年。

　　《呂氏春秋》“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語焉不詳，可以理解為“縛婁、陽禺、驩兜之國”無君，也可以理解為有君。賈誼《過秦論》說，秦“履至尊而制六合……百越之君，俯首系頸，委命下吏”，可見百越地區有君，換言之，可以稱縛婁國有君。

　　嶺南不入《禹貢》，亦為《職方》所不書，在中原地區先秦典籍描述中是一片由多個部落小國組成的“夷蠻之邦”。《呂氏春秋》記載的“縛婁、陽禺、驩兜”等國，不等同于國家，如古文獻說，夏有萬國就是一例。換言之，縛婁國，類似于氏族部落聯盟，就如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所言“古國，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

　　關于縛婁國的屬地，近代經史學家陳漢章認為：“符婁即漢南海郡之博羅，亦即《呂覽注》南越之夷博，亦尃聲，婁與羅雙聲。”歷史學家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指出：“余以為（縛婁）當即晉王嘉《拾遺記》之扶婁。”又說：“《漢書·地理志》南海郡有博羅，當即扶婁；扶、博、婁、羅，并一聲之轉也。”

　　顯然，見于周朝的“扶婁”“符婁”、春秋戰國時期的“縛婁”，兩漢時期的“傅羅”，以及晉以后書作“博羅”（晉《太康地志》將“傅”訛作“博”），都是指同一個地方。

　　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給縛婁古國定了個坐標，這是近年人們研究這段歷史、尋找縛婁古國位置繞不過的參考文獻。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標注“陽禺”國在今廣東陽山縣治東南，“縛婁”國，則被標記在現今廣東博羅縣治東北。該圖集附有一段說明：“戰國時期博羅屬縛婁國，這個小國管轄今惠州、博羅一帶。”

　　歷史地理學家曾昭璇《嶺南先秦諸小國考》也認為：“縛婁國即在珠江三角洲東邊的今博羅縣”“由博婁族居處，故縣名亦由傅婁族名。博婁國地域也不小，今粵東大部分屬之。”

　　惠州市嶺東文史研究所的吳定球、何志成等專家經過考證后認為，縛婁古國的疆域，大體上達東江上游的龍川，下至博羅園洲一帶，南則延至寶安，東則及于海豐，大約包括今天的惠州、汕尾、河源、深圳以及東莞、增城的部分地區。

　　縛婁國滅于何時，史無明載，譚其驤認為縛婁國在戰國時期“諸侯互相兼并的情況下，沒多久就被消滅了。”有研究者認為，公元前306年，楚滅越，越國王族后裔攜部族流散南方，有相當一部分進入嶺南，縛婁古國有可能就在此時被越人所擊滅或者兼并。又有研究者認為，縛婁古國可能被北江流域的部落所滅，甚至認為是被同時代的驩兜國所兼并。還有研究者認為，縛婁古國在秦平嶺南時被趙佗進軍東江流域時所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讓縛婁國變得愈發久遠神秘。

　　但揆諸歷史和綜合這些資料可以發現，久遠的文字在暗示，縛婁國或興于商，盛于周，衰于春秋，而亡于戰國中晚期，這段歷史進程，歷時千余年，與廣東青銅時代剛好重疊。

　　橫嶺墓地

　　考古重現廣東青銅時代文化和社會面貌

　　后世的研究者，將縛婁古國目為東江文明的坐標點，可見其歷史意義重大。這個古國，真的無跡可尋嗎？

　　疑竇待解，不若求之于野，以考古實證說話。

　　1999年秋天，為配合廣州至惠州高速公路建設，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考古調查隊，在公路沿線開展文物調查。很快，考古人員在博羅縣城東北約兩公里的橫嶺山上采集到一些印紋硬陶殘片，確認是一處先秦時期的墓地。

　　橫嶺山是一處相對獨立的山崗，略呈西北至東南向，海拔35.5米，高出周圍田地10多米，土質為酸性的巖石風化土。就是這座海拔35.5米的普通山崗，將惠州文明的厚度壘起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次年，考古人員對橫嶺山進行搶救性挖掘，發掘面積共8500多平方米，共清理墓葬332座，其中商周時期墓葬302座，秦漢墓葬2座，晉至明清時期墓葬28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原始瓷器、釉陶器、青銅器和玉石器等隨葬品902件，其中陶器520件，玉石器150件，青銅器122件，原始瓷器109件，釉陶器1件。

　　考古學者根據出土器物的形制及時間斷代，將博羅橫嶺山商周墓葬遺址劃分為四期：“橫嶺山墓地第一期為商周之際，第二期為西周早期，第三期為西周中晚期，第四期為春秋時期。”

　　橫嶺山墓地考古挖掘震驚考古界，被列為200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成為廣東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大先秦古墓群。

　　考古人員認為，這一重大的考古發現，為認識廣東地區的西周時期考古文化提供了一把鑰匙，初步揭開古籍記載和民間傳說中的縛婁古國的神秘面紗，成為研究縛婁古國的重要資料。

　　考古人員根據隨葬品的差異將橫嶺山墓葬分為礪石墓、紡綸墓、兵器墓、陶瓷器墓，據此推論四類墓葬反映出至少有四類人群存在，分別從事著不同的生業或活動，如加工制造、紡織、陶瓷器生產、作戰等。

　　《廣東先秦考古》認為，博羅橫嶺山墓地密集分布兩周時期墓葬300多座，排列有序，沒有打破關系，說明是有專人管理的墓地。山腰以下者墓穴較小，山腰以上者墓穴較大，是當時存在等級制度的表現。橫嶺山墓地，很有可能就是周時期縛婁國的公墓。

　　該書進一步指出，博羅橫嶺山墓群，均在山坡橫向排列。這種有一定排列規律的埋葬方式說明墓主人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社會關系，但他們并非僅僅是戰士，因為墓地中有小孩，甚至有婦女（有的墓隨葬紡輪），顯然是家族式的墓地。因此，這些墓群看來還未擺脫族群維系。

　　橫嶺山墓地出土的近千件隨葬品，均是異彩紛呈的寶物，其中最為矚目的，無疑是青銅器。墓地出土的一對鳳鳥紋青銅甬鐘和一件圓渦與夔龍組合紋銅鼎，為首次在廣東兩周時期的墓葬中發掘所得，透露出墓主人“鐘鳴鼎食”的氣象，推動橫嶺山墓地成為廣東考古界的超級IP。編鐘的出現，說明“鐘鳴鼎食”貴族階層的存在，酋邦或已經建立。

　　除上述銅甬鐘、青銅鼎，橫嶺山墓地還出土青銅鑄造的錛、斧、鑿、叉、刮刀等生產、生活工具。經科學檢測和分析，這些青銅器帶有中原文化特別是楚文化影響的痕跡，但顯示嶺南地區自身的文化特點，被一些研究者稱為“土著青銅器”。

　　在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青銅器中，有51件青銅兵器，占出土122件青銅器近一半，包括戈、矛、短劍、鏃等，印證史籍中關于“越人之俗，好相攻擊”的記載，也可以推論縛婁古國屬于軍事酋邦。這些墓主人應是平時勞作、躬耕于山野，戰時則持矛執弓、參加戰斗的戰士，正是他們組成了這個邦國的武裝力量。

　　隨葬品中還有一個青銅錛，北大考古系李伯謙教授認為這是南方獨有的青銅器。

　　橫嶺山墓地還罕有地出土一組12件水晶玦，打磨精致、光澤透明。經廣東省文物專家鑒定，這是屬于西周中晚期的貴族佩玉，其成品類型和珠江三角洲附近花崗偉晶巖的脈水晶基本一致，應屬嶺南“西樵山文化圈”的產物。這些高貴的裝飾玉器之所以能夠流入博羅成為橫嶺山墓地隨葬品，應是墓主人與其他部落進行交換的結果，顯示少部分人擁有更多的私人財富。

　　可以看出，橫嶺山的墓葬與隨葬品結構表明其現實社會關系是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中的，這種“秩序”陰沉剛烈，牢不可摧。

　　有學者認為，縛婁古國那個時代，已出現家內奴隸制，但未發展到以奴隸作為全社會的生產基礎的階段。《廣東先秦考古》支持這種觀點，稱“這里的奴隸制是剛從軍事民主制脫胎出來的、初期的、極不發達的奴隸制，或者正處于所謂‘酋邦’的發展階段。”

　　橫嶺山墓地的發掘，樹立起了嶺南商末周初至春秋時期考古學文化編年尺度，年代序列相比此前大大細化，廣東青銅時代的文化和社會面貌變得具象起來。

　　橫嶺山墓地的挖掘，打開了縛婁古國的“盲盒”，同時也引發考古界對縛婁國中心位置即國都的遐想和追尋。因為，城垣的出現，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

　　楊建軍《嶺南地區商周時期墓葬研究》稱，“目前橫嶺山墓地僅發掘了三分之一，現有墓葬已經出現了等級，貧富分化明顯。有研究指出，更高級別的墓葬還有待發現，應位于墓地的中心位置，這里應有古國的存在。”

　　廣東考古專家麥英豪亦認為，“墓葬群周圍一般都會有大規模的居住區，由此推測，縛婁國的國都可能就在附近。”

　　青銅時代

　　縛婁古國曾經創造燦爛的東江文明

　　縛婁之迷霧，有待考古新發現去撥開。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銅器，驚艷世人，改寫歷史，已成不刊之論，如《惠州文化教育源流》稱，“它證實了嶺南歷史上確曾存在過文明程度相當高的青銅時代，使經過考古認證的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

　　實際上，在橫嶺山墓地挖掘之前，東江流域已經出土品類繁多的青銅器，分布范圍較廣，舉例如下：

　　1954年，考古人員在惠東縣梁化鎮花樹下柯木山坡地發掘了一件春秋時期的青銅鼎。

　　1956年到1960年間，惠陽金竹布出土2件青銅斧。1973年，在博羅鐵場潭古河道砂礫層出土春秋時期的兩個青銅編鐘，隨后又于蘇屋崗西北貝殼砂礫石層中出土青銅斧三件，器型獨特，品相完好，為廣東所少見。

　　1978年，龍門縣平陵路灘出土青銅劍兩把以及銅斧、銅削刀各1件，經廣東省博物館鑒定為戰國土坑墓隨葬品。

　　1979年8月，博羅縣鐵場圩山岡貝殼層出土2件春秋時期青銅斧。

　　1984年，博羅縣公莊鎮陂頭神村出土勾連云雷青銅編鐘一套七件，經專家鑒定，這是春秋時期廣東本土產物。編鐘是中原文化中的禮樂之器，公莊編鐘的出現無疑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所致，為嶺南越人社會上層人物“鐘鳴鼎食”觀念的反映。

　　此外，惠東縣安墩鎮大埔頂發掘了青銅戈（殘件），和平龍子山墓出土了銅戈、銅鉞，龍川豐稔左撥村發現一批戰國時期的青銅兵器，包括劍、鉞、斧、矛等，這些青銅兵器的大量出土，無不說明秦始皇平定嶺南之前，東江流域已有武裝力量的存在。

　　在橫嶺山墓地挖掘后，東江流域的青銅器也相繼出土。2010年9月至2011年1月，考古人員對博羅縣福田鎮曾屋嶺墓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發掘面積2300平方米，發現春秋時期墓葬85座，出土各類青銅器及陶瓷器100余件，其中銅器有鼎、劍、矛、戈、鏃、斧、刮刀等。一件人像劍首短劍較為特別，人像為裸體男性，頭箍，扁圓臉，嘴、眼眶凹陷，鼻梁低矮，大耳貫孔，粗脖子，身形瘦窄，雙手執于胸前，腰扎腰帶，下體性器官粗壯凸出，其造型風格極具越人特色，為廣東省首次發現。

　　曾屋嶺遺址年代約在春秋中晚期，其發現對探索廣東先秦時期社會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義，體現了東江文明的連續性。

　　“統計廣東出土春秋及之前的青銅器發現，出土地點集中在惠陽平原，其次是虎門以東的濱海地區、粵北丘陵和粵東丘陵，其他地方難得一見。”暨南大學趙善德、婁欣利論文《先秦東江流域三組文化遺存分析與綜合》稱，在確認為嶺南土著的青銅器中，惠陽平原較多出土鐘、鼎重器，其他地方乃武器或日常用器類。橫嶺山為春秋時期嶺南的生產基地。

　　東江流域出土的先秦時期的青銅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和戰爭武器，成為衡量這一時期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經濟活力的重要指標。它表明東江流域在兩周時期已經進入“以青銅作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青銅時代，社會進步緊隨中原地區，并且具有地域特色，簇擁出東江文明一抹美麗的曙光。

　　從出土文物看，縛婁古國還有著頗為發達的制陶業。橫嶺山墓地以及附近的龍溪銀崗、園洲梅花墩以及惠城三棟瓦窯嶺窯址等地，先后發現先秦窯址和陶片。它們在東江流域、惠陽平原星羅棋布，彼此還可能存在聯系，勾勒出一個分布寬廣、頗具規模的龍窯群。有不少學者據此認為，惠州是南方陶器的發源地之一。

　　總而言之，在青銅時代，發達的青銅器、陶器，共同印證縛婁古國曾經創造的東江文明。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創造這種文明的縛婁先民，他們又是怎樣的族群？

　　晉王嘉《拾遺記》有這樣一段有關縛婁國人的描述，“其人善能機巧變化，異形改服……綴金玉毛羽為衣裳。……口中生人，備百樂之戲，宛轉屈曲于指掌間。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縛婁伎藝具備音樂、舞蹈、說詞等多種藝術元素，且綜合運用化妝、道具、幻術等多種表演手段，富有娛樂的藝術功能和寓于娛樂的教育功能，以致后來中原地區“樂府皆傳此伎”。這實際上是文化輸出。

　　《淮南子·人間訓》則記載，秦始皇出兵平嶺南時，“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淮南子·人間訓》的這一段記述，或可作為縛婁國為秦所滅的佐證，也說明了包括縛婁先民在內的先秦嶺南人已具有尚武好斗且機巧靈變的特性——這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族群文化特性。

　　尚武好斗且機巧靈變的縛婁先民，親手開創了東江流域的青銅時代，邁向血與火的奴隸時代。雖然縛婁古國的命途戛然而止，但這些偉大的先民，在東江文明的史冊上留下了屬于自己的烙印，他們鑄就的青銅器，至今彌漫著生命的悲憫與熱情。

　　專家解讀

　　東江文明為嶺南地區文明化中國化進程奠定重要基礎

　　考古界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粵北、粵東、粵中甚至粵西，文化面貌分異明顯，但到商時期，各文化遺存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出現。由此可以推想，在距今3500年以降，嶺南地區逐漸形成本地域的文化交互作用圈。一方面，文化開始趨同，另一方面，各自仍保持著特色和發展的道路，故又開始趨雜，體現出在嶺南這個區域內文化的多樣性與統一性的共存。這些文化的多樣性，成為后來民族成分多樣性的基礎。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院長鄭君雷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嶺南地區即已開啟早期的文明化進程，嶺南古國的形成至遲在相當于商周時期的青銅時代第二階段已經全面啟動，春秋后期來自湖南、吳越和本地三方面的文化因素共同將嶺南地區的青銅文明推向高峰。

　　鄭君雷表示，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了大量陶器、原始瓷器、銅器、玉石器和鐵器等，包括顯示“鐘鳴鼎食”禮樂制度的銅甬鐘、銅鼎等器物。這是廣東省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青銅時代墓葬群。惠州的考古發掘所揭示的文明碎片無不展示出中華文明基因的一脈相承，對補充早期嶺南地區融入中華一體歷史軌跡的整體認識具有重要意義。

　　廣東省文物鑒定站站長、省文物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劉成基認為，以縛婁古國為重要代表的東江文明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嶺南地區乃至整個南方地區先秦文化的重要窗口。博羅橫嶺山墓地、福田曾屋嶺墓地、公莊陂頭神村窖藏等博羅商周遺存發現的文物顯示，縛婁古國通過與中原地區交流融合，引進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社會制度和文化藝術，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特色，對探索東江流域文明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考古研究所文博館員李博認為，以惠州地區為重心，從東江流域孕育和發展起來的東江文明，是嶺南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地影響了嶺南先秦時期的社會復雜化進程，為嶺南文明化與中國化進程奠定重要基礎，為建立多元一體多民族國家的中華文明作出重要貢獻。

　　李博表示，長期以來，嶺南地區的聚落形態一直是嶺南先秦時期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焦點。目前，在廣東省內已經發現一些先秦時期的聚落遺址，如馬壩石峽、惠陽窩尾坳、東莞村頭和英德巖山寨等。然而，由于缺乏發現兩周時期重要的大型聚落遺址，人們對于嶺南先秦時期社會文化面貌認識尚不充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博羅縣人民政府、惠州市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近期啟動的東江流域（博羅地區）先秦時期聚落考古調查，旨在填補這一學術空白，特別關注嶺南先秦時期聚落的形態與社會文化，具體來說是探討嶺南是否存在先秦時期的城址，如果存在，又呈現何種形態，其聚落形態又能反映出什么樣的社會組織與社會復雜化程度。

　　換言之，縛婁古國中心位置即國都，或在這一場正在進行的文明探源中被找到，那個神秘久遠的古國，或會變得更加具象。

　　“考古研究的根本是透物見人，通過考古研究揭示先秦時期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如何生活、如何傳承文化。”李博認為，多元性是中華文明之所以燦爛輝煌的重要原因，惠州沒有大漠孤煙，沒有茫茫草原，沒有巍峨雪山，沒有宮樓殿宇，但有滾滾東江，羅浮名山，有百越風情，郁郁山林，有滿林煙月，四時如春，有千年窯場，先秦文明，有著獨屬于惠州的萬種風情。中國地大物博，但缺一不可，正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才塑造了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的多元一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