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明朝惠州

　　大儒名士輩出 講學之風興盛

　　《四庫全書》收編明朝五位惠州本土士人的十一部作品

　　【編者按】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一部規模最大的叢書，由乾隆親自組織編撰，被稱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在《四庫全書》中，共有五位惠州本土士人的十一部作品存目（僅存書目，未抄錄全文）或著錄（抄錄原書全文）其中，分別為葉春及、葉夢熊、楊起元、張萱、韓晃。據考證這五位惠州本土士人均崛起于明朝中晚期，他們的思想、著作影響甚廣，共同推動創造了惠州文化史上的又一個高峰。

　　惠州文史學者何志成認為，惠州之所以在明代較為集中地涌現出一批造詣頗深的文人學者和著作，與當時理學文化思潮傳入、講學之風興盛有關。

　　本期《惠州文脈》將梳理《四庫全書》收編的惠州士人作品及其簡要事跡，并以此為切入，追溯明朝中晚期惠州文化氛圍濃厚、思潮活躍、精英輩出的歷史面貌；并結合宋明理學在惠州的興衰和影響，探討惠州學術文化歷史發展軌跡。 （陳麗媛）

楊起元畫像 資料圖

　　《四庫全書》共收編我國歷朝各類書籍10322部，其中著錄3503部、存目6819部。明朝嘉靖、萬歷年間，惠州本土文人學者葉春及、葉夢熊、楊起元、張萱、韓晃五人共有十一部著作被《四庫全書》收編，其中著錄二部，存目九部，這無疑是惠州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朝中晚期，在宋明、白沙之學等文化思潮影響下，惠州講學之風興盛、文化氛圍濃厚。與此同時，惠州士大夫群體十分活躍，繼劉梧之后，又先后出現了葉萼、葉春及、葉夢熊、李學一、楊起元（這五人合稱“湖上五先生”）以及博羅張萱、韓晃等造詣頗深的學者。他們師出多門，學識淵博，著述甚豐，開創了惠州文化史的全盛時期。由此可見，《四庫全書》收編的十一部惠州人作品誕生于這一歷史階段，并非偶然。

張萱《疑耀》 何志成供圖

　　葉春及、張萱著作被《四庫全書》全文著錄

　　《四庫全書》收編的十一部惠州士人作品中，僅有兩部著作全篇著錄，其作者為葉春及和張萱。葉春及，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舉人，官至戶部郎中。他的著作有《石洞集》《絅齋集》《肇慶志》等，其中《石洞集》被《四庫全書》著錄。《石洞集》共十八卷，首載“應詔書”二卷，是任福清縣教諭上書陳述時政所作；其次是“惠安政書”五卷，是官惠安知縣時所作；三是公牘，志論二卷，是修府志、縣志之論；四是詩和其他雜文九卷。清初學者朱彝尊評葉春及的著作時說：“詩宋杜陵，不落程邵門戶，故亦殊清亮；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暢。”

　　“著書百萬言”的張萱也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珍貴的資料。張萱，明萬歷十年（1582年）舉人，肄業國子監，官至戶部郎中。其《疑耀》一書被《四庫全書》著錄，《匯雅》及《續編》被《四庫全書》存目。《疑耀》共七卷，內容是考證歷史人物和文壇掌故，舊本題明李贄撰，王士禎在《古于亭雜錄》中說：“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為張萱自撰，而駕名于贄。”

葉春及《石洞集》 曹杰供圖

　　在惠州“湖上五先生”中，理學造詣最深、影響最大的是被譽為“嶺南楊夫子”及“盛世文宗”的楊起元。楊起元，明萬歷五年（1577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他一生著作甚豐，其中《證學篇》《識仁篇》《楊文懿集》及《諸經品節》被《四庫全書》存目。《識仁篇》共二卷，是其師羅汝芳撰，楊起元編，本屬佛教論著，卻借程子“為學須知識仁”之名行世；《諸經品節》共二十卷，是編、刪、纂佛道二教經書而成。楊起元平生讀書為儒，登會試第一，躋九列，謂國之大臣，民之師表，卻熱心佛道二書，連《四庫提要》評述至此都認為楊起元“尤可駭怪矣！”不過，由于楊起元的理學思想具有強烈的反傳統傾向，他的數篇著作雖名揚一時，卻只被《四庫全書》存目而不是著錄。

　　與楊起元同為“湖上五先生”之一的葉夢熊，可謂明朝士大夫中的“異類”。葉夢熊，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葉夢熊進士出身，卻熱愛軍旅，一生戰功卓著，著作多為兵書。其所著《運籌綱目》和《決勝綱目》被《四庫全書》存目。《四庫提要》對這兩部書的評論是肯定的，但也告誡后人：“然兵機萬變，轉瞬勢移；田單火牛，再用則敗，是固不可以成法拘耳”。

　　隨著講學之風興起，瑰麗靈秀、氣象萬千的惠州羅浮山深受當時文人學者的喜愛。其中，惠州博羅士人韓晃所著的《羅浮野乘》被《四庫全書》存目。韓晃，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舉人，曾任青田縣知。其《羅浮野乘》共六卷，首編繪有羅浮山全圖，內容分“名峰”“勝跡”“仙釋”“品物”“逸事”五部分，詳細地介紹了羅浮山的風景名勝和人物掌故。

博羅張氏家族宗祠破敗，張萱后人奔走呼吁保護重修 李海嬋 攝

　　宋明理學與惠州關系密切，明中晚期惠人盛行講學

　　進入明朝中葉，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思想界掀起了新興的文化思潮。在當時的廣東，白沙之學和陽明之學狎主道盟，各占半壁江山，講學之風盛行，大儒名宦輩出，惠州的情況也是如此。

　　其中，宋明理學在惠州的興起和衰落，對惠州的學術文化發展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宋明理學是中國儒學的一場革命，其重大意義在于使腐朽的兩漢儒學獲得新生，重新確立中國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明朝時期，增城人，禮、吏、兵三部尚書湛若水在羅浮山建了一座“四賢祠”，祀宋明理學大師周敦頤、羅從彥、李侗、陳獻章——這突現出宋明理學與惠州的密切關系。

　　宋明理學與惠州的淵源可追溯到北宋時期。理學在宋朝初時稱道學，創始人是北宋道州人周敦頤。北宋熙寧初，周敦頤曾游羅浮山并作詩一首曰：“紅塵白日少閑人，況有緋魚系此身；獨上羅浮開遠目，浩然心意復吾真”。詩中表達了他當時工作的繁忙情況和思想境界。周敦頤逝世后，惠州在西湖東岳廟（今西湖準提閣附近）建元公祠（周敦頤逝世后謚元公）祀之，亦是明嘉靖以后之事。

　　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福建沙縣人羅從彥登特科進士，授官廣東惠州博羅縣主簿。羅從彥在道學中有很高的地位，故任惠州博羅主簿期間，他奉命在羅浮山講學，并完成了《議論要語》和《圣宋遵堯錄》兩部著作，并設十三渡濟行人，歲收糧餉瞻釣鰲書院。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惠州郡守史立模將羅從彥從祀元公祠，并且特別作了說明稱，將羅從彥從祀周敦頤，不是因為他當過博羅主簿，而是他在道學中的地位。為此，史立模還親自將元公祠改名崇道祠，以表達惠州人崇道之情，也為日后宋明理學在惠州興起埋下伏筆。

葉夢熊《運籌綱目》刻本

　　作為宋明理學的一大流派之一，陽明心學又是如何傳入惠州？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陽明在江西贛州開壇講學，粵東學者薛侃得風氣之先，前往贛州投王陽明門下求學，學成后將王陽明“心學”傳入惠州，后講學豐山永福寺。據考，薛侃在豐山講學前后四年，求學者聞風而至，惠州人劉梧、謝憲、葉時、葉萼、李鵬舉、周堤、歐陽宏等均是他的門生。

　　繼薛侃之后，廣東參政周應治亦來惠州講學。因他是理學創始人周敦頤的裔孫，四方學子聞訊，源源不斷負笈惠州，屨常滿戶外。為此，歸善知縣鄧鏣助周應治在西湖北岸增筑天泉書院，方便四方學子求學；又擇博士之賢良者為之督率，進一步把惠州講學推向高潮。

楊起元《諸經品節》

　　在此之前，新會陳獻章（號白沙）在粵中崛起，講學江門，上門求學者達四千余人。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陳獻章的弟子湛若水講學羅浮朱明精舍，博羅周坦和歸善楊傳芳（楊起元父親）等投其門下，白沙之學遂傳入惠州。盡管陳獻章和王陽明門戶不同，宗旨卻同一源流。這一歷史時期，在各派文化思潮影響下，惠州講學之風興盛、文化氛圍濃厚，士大夫群體十分活躍，涌現了一批造詣頗深的學者，開創了惠州文化史上又一個高峰期。

韓晃《羅浮野乘》

　　入清后宋明理學衰落，惠州學術文化趨于低迷

　　入清后，宋明理學在國內開始走向衰落，廣東學術文化在清順治、康熙、雍正三朝一度陷入低谷。到了清嘉慶、道光年間，廣東地區學術文化在“經世致用”的號召下重新崛起，發展之快更甚于前朝，但惠州的情況卻是例外——學術文化趨于低迷，終清一代再也沒有出現過高潮。

　　據吳祖慰校訂的《四庫采送書目》記載，為了編纂《四庫全書》，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詔各省搜訪征集圖書。結果廣東采進書目僅12種，名列全國各省倒數第二，比第一位浙江（4592種）和第二位江蘇（1726種）相差甚遠。特別是被《四庫全書》收編的由明朝惠州士人葉夢熊、葉春及、楊起元、張萱、韓晃等所著述的十一部作品，全由浙江、江蘇、安徽三省采進，而在廣東全省及作者本人家鄉惠州竟找不到一部。

　　宋明理學在廣東衰落，對惠州的學術文化影響更大。自明末清初惠州官宦韓日纘之子函可、黎紹爵之子行森、葉夢熊之孫釋元桴等文化精英相繼逃禪出家，成為名揚中土的高僧外，諸如明代“湖上五先生”級的人物再也沒有出現一個。

《四庫全書》全文著錄葉春及《石洞集》 楊春來供圖

　　盡管清嘉慶年間阮元督粵，致力推進廣東學術文化發展，惠州知府伊秉綬在黃塘重建豐湖書院，聘請宋湘主講豐湖，國內著名學者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李文澡、李調元、戴熙、陳澧、譚瑩、黃遵憲、梁鼎芬等先后來惠州進行學術交流、掀起一股以吟詠西湖景物為主要內容的“湖上文化”高潮等，但惠州的學術文化還是沒有出現什么大的成果。

　　對比之下，粵中的情況大不一樣。在此期間，粵中先后涌現出一大批著名學者，其中全國一流的學者有曾釗、陳澧、李文田等，及后來的鄒伯奇、梁鼎芬、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數之眾多、造詣之精深、著述之豐富，在廣東學術史文化上實屬罕見。

　　在此期間，惠州有記載的進士及第者亦寥寥無幾，在清咸豐、同治兩朝甚至與進士無緣。清光緒年間張之洞督粵，為推動廣東學術文化發展，聘請著名學者梁鼎芬前往惠州講學豐湖。在梁鼎芬的熱心教育和道德文章促進下，他的高足弟子李綺青、江逢辰先后及第。李綺青和江逢辰進士及第后被寄予厚望，但遺憾的是他們初時熱心仕途，后來仕途失意，抱負不能施展，唯有結伴狂醉西湖，慷慨悲歌。諸多歷史原因交織下，他們除了留下一些詩文外，對振興當時的惠州學術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大。

葉夢熊《運籌綱目》 何志成供圖

　　文脈走訪

　　歷史文化名人資源 有待進一步挖掘利用

　　文/羊城晚報記者 陳麗媛

　　惠州自古以來人文薈萃，歷史名人燦若星河。尤其是明朝中晚期，隨著商品經濟繁榮，文化思潮活躍，惠州涌現出了眾多文化名人。其時，葉萼、葉春及、葉夢熊、李學一、楊起元五位文人被譽為“湖上五先生”，張萱、韓晃等造詣頗深的學者名揚一方。他們代表了明朝惠州文人最高水平的群體，共同創造了惠州文化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高峰期。

　　記者日前走訪發現，明代惠州本土文化名人為后世留下了眾多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盛世文宗”楊起元曾居住在惠州橋東一帶，在多地留下讀書講學的佳話；嶺南名臣葉春及曾隱居羅浮山，授徒講學、著述游憩，在當地留下《逃庵記》摩崖石刻；知名史學家張萱在博羅榕溪之西筑園，潛心研學、著書百萬言……不過，這些歷史文化名人資源在當地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梳理和利用。

　　“楊起元出生于惠州，成名后多年在外游學為官，本地人對他的事跡知之較少。”據惠州市民協副主席、民間藝術大師劉漢新介紹，楊起元祖居位于惠州橋東一帶，但是如今橋東遍布著老舊宅邸，真正的楊起元祖居所在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惠州文史學者何志成指出，楊起元故居稱“敦仁精舍”，應在惠州橋東水門橋頭（即今惠州市第六小學）附近。

　　在惠州博羅羅浮山東麓有一塊大石陡峭壁立，上有摩崖石刻《逃庵記》全文——正是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葉春及所撰，至今有400余年歷史。記者走訪看到，石刻全文百余字，字大六寸，總面積達40平方米，是羅浮山現存較大的石刻。當地居民百姓對這一處“百年石刻”多有印象，但對其文作者葉春及卻知之甚少。

　　記者查閱發現，葉春及的《石洞集》被《四庫全書》全文著錄，在多地流傳甚廣，但葉春及本人及其著作在故鄉惠州卻一度遺憾“遇冷”——不僅老百姓對其不熟知，當地也很少整理挖掘其遺作及事跡。所幸近年來這一情況有了轉變，記者了解到，羅浮山至今保留著與葉春及息息相關的幾題摩崖石刻，相關人士正積極籌備重建石洞書院。

　　此外，還有惠州博羅著名學者張萱——作為惠州明代聞名遐邇的學者，張萱在歷史、藏書、目錄學、出版、書畫、詩詞等領域均有成就，但其留下的文史資源在當地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開發。記者了解到，張萱曾在博羅榕溪之西筑園，稱西園。據考，西園因張萱藏書著述豐碩聲名遠播，引來眾多文人慕名而來。現如今，其舊址卻已被一座座現代民居取代，蹤跡全無。

　　惠州本地文史專家指出，明朝中晚期是惠州文化史上頗具里程碑的一個階段，文化精英輩出，歷史遺存豐富，并且這一時期涌現的文人學者，大多學術相砥、思想相承。目前業內相關研究仍較為分散，缺乏系統性、連貫性。專家呼吁，惠州應基于特定歷史背景，深入開發整理文化名人資源，以歷史文化名人的精神內涵與獨特的影響力為基礎，將惠州歷史文化名人留下的諸多歷史遺存串珠成鏈，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統籌策劃/羊城晚報記者 馬勇 陳驍鵬

　　文/何志成 圖/羊城晚報記者 陳麗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