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舉子赴京趕考往返費用需120兩,朝廷補助最多不超過30兩…

        原標題:

        揭秘賓興館碑刻密碼 探討惠州賓興與科舉

        【編者按】

        惠州自古文風興盛,豐湖書院、賓興館、歸善學宮、黃氏書室……這些或官辦或民辦的書院、學堂等建筑遺產,是惠州古代教育場所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惠州人才教育、學術研究、凝聚和涵養惠州人文精神起著重要作用。

        其中,賓興館是目前廣東省內發現并保存完好、且直接與古代科舉制有關的建筑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它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作為古代科舉制度下的產物,前后為科舉服務了八十多年,在資助惠州學子應試、培養人才、振興文教等方面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宴席”上,士子們一起“大快朵頤”

        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賓興館也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2011年,惠州市啟動賓興館修復整治工作,修繕過程中,館內遺留的《賓興館碑記》《賓興館條約》、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碑記和清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碑記等四通石刻得以妥善保存。清華大學建筑學院陳志華教授在考察賓興館的時候曾提出,館內保存完好的石刻碑記,是目前中國鄉土建筑中最能反映科舉制度的實物之一,十分珍貴。

        能得到陳志華教授如此盛贊,碑記到底記錄了些什么?透過碑記,我們又能夠追溯些什么歷史故事?


      道光八年(1828年)賓興館條約碑記

        以“賓興禮” 宣“尊長尚賢”

        惠州賓興館為當時惠州府唯一較具規模、管理最完善,專為科舉服務的社會組織。“賓興”一詞,始見《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賓興”之意,國內諸多學者已有闡述,有學者認為賓興會是清代出現的一種民間助學、助考組織。華南農業大學楊品優博士在其《清代江西賓興組織探析》中認為,清嘉慶、道光朝時期,為資助士子參加歲科考、鄉試、會試、諸貢朝考等,各地興起了眾多的科舉會社組織,稱“賓興組織”。賓興館《賓興館碑記》亦明確記載,其由各鄉紳士議置賓興館租貸生息,為士子進身賞典,實為賓興組織。

        據《賓興館碑記》前言:“我歸邑各鄉紳士,議置賓興館租貸生息,為士子進身……文風振而士氣伸,皆于是乎在矣。”館內的《賓興館條約》序言也記載:“館額賓興,以飲賓興之費而名,所以勵士子而興文教也。”由此可得知,賓興館是由歸善各鄉紳士集資,以文教興邦而建,專門為資助縣中士子參加科舉考試。

        在賓興館大堂內,有官員與賓客相互作揖的塑像,這是清代官員為參加鄉試的生員舉行的送別典禮“賓興禮”的其中一個步驟。舊時地方官仿古鄉飲酒之禮,設宴招待應舉之士,謂之賓興。賓興禮分為送行、鄉飲、禮儀和捐助,是當時宣揚科舉制度崇高性的儀式,在于宣揚尊長尚賢的道德倫理觀念,襯托出應試者的榮光與高貴,進而可擴大科舉對榮耀鄉里、光宗耀祖的影響。

        在《中國方志叢書》所錄的地方志中,對“賓興禮”稱謂及具體內容稍有差異,其中直接稱為“賓興”的地方志有71種,稱為“賓興禮”的有28種,另有22種地方志中的賓興禮是指所有科舉送別典禮以及為中舉者舉辦的慶祝宴會,有10種地方志則認為賓興禮包括鄉、會試兩個級別的送別典禮,大部分地方志記載“賓興禮”是指府、州縣地方官為參加鄉試的科舉生員舉行的送別典禮。

        清光緒《惠州府志》等史籍也記載,由地方官方主導,有關賓興禮儀而舉行的“鄉飲酒禮”,其目的在于宣揚尊長尚賢的道德倫理觀念。惠州知府程含章所撰寫的《賓興示》也詳細記載了賓興禮舉辦的時間、地點及參加人員、現場布置、禮節等內容。

        在賓興館內清同治二年(1863年)及宣統三年(1911年)兩通碑記中,記載了本會出息太少,賞典、祀典、賓興俱無從給發,鄉會試、賓興、京費概暫停止等。


      賓興館碑記

        管理制度 公開透明

        清道光八年(1828年)《賓興館碑記》鑲嵌在賓興館中路一進天井旁建筑墻體,碑高125厘米,寬62厘米,碑文楷書豎排,目前可辨認約155字(不含捐款名單)。

        在碑文上的捐款名單中,記載著總理首事6名及副理首事36名,后面羅列的捐銀方名錄,凡捐肆拾兩銀以上,可見錄者有庠生、貢生、生員、監生84人,都留有芳名。

        這塊碑記里包含了古代士子考取功名前的稱謂,如庠生、生員是秀才向官署呈文時的自稱(明清時期州縣學稱“邑庠”,所以秀才也叫“邑庠生”或“茂才”);監、貢生則已是國家人才,其中貢生是科舉時代挑選府、州、縣生員中成績或資格優異者,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的士子(清代貢生,別稱“明經”);監生是國子監(古代最高學府)的學生。自清順治四年(1647年)起,貢生考取后可以于次年廷試,廷試合格便可以錄用為七品京官或知縣。

        從碑記所列的總理首事、副理首事及捐銀人員名單可見,當時的賓興館已實行公開透明、開放的原則,其經營管理也是有組織、有管理制度的。《賓興館條約》碑記中,幾乎八條都是關于賓興館經營管理方面的制度。《賓興館條約》碑記立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鑲嵌在賓興館中路二進中廳建筑墻體,碑高118厘米,寬68厘米,碑文楷書豎排,共刻1300多字,分為《序》跟《條約》兩部分。

        其中,《條約》有八條,其中有六條內容是關于扣除科費的規定。其余則包含了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科費資助的規定,列出了士子領取資助的要求,如務要領出藩司文書路照,先交首事驗明,將會試原卷交首事驗明,始得給領;另一方面是關于獎賞及本身的管理,如簽建立業,公舉總副經管,嗣后歷年生息及行賞各公事,不能不擇人辦理。又規定統計人數多寡貼出知單,依照銀數勻派,不得侵蝕。

        這一管理模式保證了古代這種助學、助考活動順利進行,甚至在朝廷宣布廢除科舉考試后,賓興館仍一直維持運作,前后接近100年,成為有章可循、名副其實的一種社會助學組織。


      道光年間賓興館碑記鑲嵌在墻上

        解“士子有志觀光,每多阻于盤費”難題

        從《賓興館碑記》所記載芳名及條約第六條“今議捐簽銀兩置業生息”中可以看出,賓興館的經費收入主要有兩項:一是捐款,賓興館接受各紳士捐資,捐資人員為參加過科舉的生員、監生等;二是息錢,條約記有“董理將所出息預定省費銀貳佰員,交歲科兩考館中子弟,府縣學等子弟最高名者各一人,同領帶省發放”等內容。

        賓興館的經費支出也有詳細的記載,一是助學助考費,即發給館中子弟及府縣學等子弟的歲科、正科費用,如條約規定至京費,每舉人會試給盤費伍拾員,至鄉會試盤費,則不論題銀多寡,皆一體給予。二是獎賞,規定進學補廩每份賞花紅銀四兩;恩、拔、歲、副、優每份賞紅花銀二兩;中舉者每份賞花紅銀四兩,中進士者每份賞花紅銀八兩;點詞林侍衛者賞花紅十二兩。三是給四位總理首事的資費,如條約規定四人(即總理首事四人)每人另給鞋銀四兩酬勞。四是舉辦活動費用,如同治六年碑規定每年辦祭品銀十兩,清宣統三年碑記規定神飲福者每名給以鞋金銀二毫。

        賓興館條例碑記第六條說:“士子有志觀光,每多阻于盤費。”清代光緒末年,四川合川(現為重慶)有個叫丁治棠的舉人用日記的形式,記錄了他前往北京參加會試的全過程,往返一共用了八個月時間,經受了暈船、生病的折磨,還付出了相當高昂的差旅費。古時考生赴考時不僅收入全無,又要準備如車馬費、旅店費、飲食、盤纏,再加上需準備購買一些考試用的脂燭水炭、衣席等。一般人家實難籌措有關費用供考生科舉。同時,明清兩代,從南京沿運河至京城需時3個月,從南京至廣州大約也是3個月。因此,如果走運河路線,古代從惠州到廣州再到京城也要半年多時間,期間費用可想而知。

        據有關學者測算,當時惠州舉子赴京往返一次的費用每人約需120兩,朝廷給予的補助最多不超過30兩,多數考生的應試經費仍需靠自己來解決。因此,賓興館對科舉資助進行相關規定,給應試者提供免費或者廉價食宿,盡可能地資助應試士子,給以一定的路費、獎賞等,在幫助士子們實現步入仕途、光宗耀祖的夢想方面,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促清代惠州人文蔚起

        賓興館的建成,促進了清代惠州府屬人文蔚起的局面,據《惠州府志》《惠州市志》等有關史料顯示,清代,惠州府共有文科進士15人(不含龍門)。在賓興館建成之前的200年間9人考取進士,在該館建成后僅80年間,高中進士者達6人,按比例較之前有大幅增加,從側面反映出賓興之舉大大促進和激發了士子求學、尋求考取功名的欲望和決心。

        賓興館在為古代科舉服務的這段歷史時期,也正是清代經濟衰退、民眾疾苦,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清政府從“守其常而不知其變”到面對鴉片流毒、英軍入侵、太平天國起義、英法聯軍之役,再到“洋務新政”、戊戌變法及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最后各地反清武裝起義此起彼伏,清朝最終覆滅。

        至此,賓興館的作用與功能走到了歷史盡頭。如今,賓興館及館內現存的四通石碑,作為科舉時期的見證文物,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重大,其建筑遺產保存了古代真實的環境特征,真實反映了古代科舉制度情況,為后人研究清代賓興及科舉提供了史料依據,是非常珍貴而重要實物資料。


      賓興館

        文脈鏈接

        惠州現存書院學宮書室約50處

        文/羊城晚報記者 林海生

        文物普查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顯示,惠州地區現存各類書院、學宮、書室約50處,多數已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其中,位于惠城區橋東惠新西街的歸善學宮,在元泰定二年(1325年)由惠州路同知暗都刺始創。學宮亦稱孔廟,是地方官辦的育才機構。

        歸善學宮創辦至今700多年,具有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濃厚的文化內涵,是惠州文脈的發源地之一,是歷代培育人才的重要場所,也是古代歸善縣城現存文物古跡中最重要的亮點和古建筑標志,人文積淀深厚,具有較高的文物藝術價值。

        經歷代擴建,建筑面積一度達3萬多平方米。學宮建筑齊全,明代就有欞星門、泮池、戟門、先師廟、明倫堂、教諭室、東西兩廡、號房、嘉善祠、忠義孝悌祠、名宦祠、鄉賢祠、青云閣、文昌閣、肅雍亭、會饌堂等。1946年,省立東江臨時中學遷回惠州,復名省立惠州中學,在歸善學宮復課,面向東江各縣招生。1954年,改名廣東惠陽高級中學。1968年曾為惠州市第二中學使用,1978年復校,仍稱惠陽高級中學。

        學宮內的古建筑后逐年被新校舍替代,現僅存明代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所建的戟門和大成殿,現存建筑保存完好,仍立于惠陽高級中學內。

        1990年,歸善學宮被公布為惠州市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被公布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

        在清代,特別是雍乾時期,東江客家科舉人才不斷涌現。以家族書院為主要形態的鄉村基層書院興辦和普及,表現出家族性和密集型態勢。惠東多祝蔡氏、惠陽鎮隆和秋長的葉氏就是其中的代表。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秋長沙坑葉特茂和葉特盛兄弟捐資建設挺秀書院(又名象山中學),時為葉氏家族私塾,后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擴建為書院,現位于惠陽區秋長街道象嶺村象山麓。

        挺秀書院歷史悠久,建筑保存較好,環境優美,是惠陽秋長歷史文化的精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也是惠州現存較少的古代書院之一,是一處難得的古代書院建筑。創辦200多年來,該書院培育了不少英才,著名僑領葉亞來、北伐名將葉挺等都曾在此讀書。

        書院坐南向北,通進深34米,通面闊53.74米,占地面積約1827平方米,平面呈長方形,由三進、橫屋、后座構成。中軸線上排列三進兩層院落,一進牌坊式門樓,門額書“挺秀書院”四字。

        據了解,挺秀書院還是中共秋溪支部成立舊址和路東農民抗敵同志總會舊址,具有厚重的人文歷史和革命史跡。2004年,該書院被公布為惠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文/鐘雪平 圖/惠州市博物館

        策劃統籌/羊城晚報記者 馬勇 陳驍鵬

        

      編輯:海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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