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8時左右,惠環街道紅旗村水邊村民小組八巷一平房內,傳出陣陣笑語聲,直至十一二點方才漸漸散去。“基本上每天晚上都這樣,大家來坐坐喝喝茶,有時候也喝點小酒,鄰居們聚一聚。”房子的女主人黃玉娣笑呵呵地說,她這里成了村民的聚會點了。
這樣閑適、舒心的生活,是紅旗村村民的普遍狀態。受益于仲愷高新區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這個曾經“惠城區最窮的村”,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黃玉娣。
家家蓋樓出租,戶戶月入數萬
在仲愷高新區,說起紅旗村,大家都有些艷羨,得益產業的繁榮發展,這里早已變成了工廠林立、民居密集的新城區,村民普遍蓋起兩三棟樓房。不說工資收入,就房屋租金,普遍每戶家庭每月也有兩三萬元收入。
就拿黃玉娣家來說,他們夫妻倆和兒子一家住在一起,蓋起了一棟5層、一棟6層的房子,每月租金就有兩三萬元。“我們這里工廠多,房子好出租,幾乎沒有空置的,騰出來很快又租出去了。”黃玉娣高興地說。
為了管理好出租屋,紅旗村里很多年紀稍長一點的村民一般就不出去工作了。大家平日里管理出租屋、帶帶孫輩,鄉里鄉親住得近,常常互相串門,生活悠閑自在。
黃玉娣曾是水邊村民小組的出納、婦女干部,曾連續當選多屆惠城區人大代表,1991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直熱心于村中事務,為街坊鄰居排憂解難,頗受村民歡迎。她家自然成了村民常聚之處,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村民的非正式聚會點。“每個月喝茶就要喝掉四五斤茶葉!”黃玉娣樂呵呵地說。
跳舞做公益,生活有滋味
“來這里的很多還是我舞蹈隊的姐妹!”黃玉娣熱情地向記者介紹紅旗村村民的新生活。
黃玉娣回憶,那時候村民有錢有閑了,一些人一時感覺太無聊,就天天聚一起打麻將。黃玉娣當時是村干部,又是黨員。她想,這樣的風氣盛行可不行,剛好那時候廣場舞開始流行,于是她就帶著好姐妹一起學廣場舞,慢慢帶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廣場舞的行列。
在黃玉娣“會客廳”的墻上,記者就看到好幾塊獲獎牌匾。“我們幾乎天天去跳,去年街道還在我們這里設了一個舞蹈室,又大又舒服,我們練習跳舞就更方便了。”黃玉娣高興地說。
如今,黃玉娣所在的惠環紅旗舞蹈隊已有幾十名隊員,大部分都在四五十歲。她們一起跳舞,參加各種文藝表演、比賽。
為了豐富大家的文化生活,惠環紅旗舞蹈隊還成立了志愿服務隊,經常組織開展各種志愿服務活動。仲愷高新區各種節慶活動、社區黨建聯盟為民服務活動和禁毒宣傳、公益行動,都有她們的身影。去年疫情期間,她們還組織慰問了一線抗疫工作人員。作為黨員的黃玉娣主動請纓,到村里的卡口值守了50多天。
“跳舞鍛煉身體,做公益凈化心靈。”黃玉娣說,生活好了,要追求身心健康的新生活。
由苦及甜,幸福生活徐徐展開
這樣美好的生活,并非一蹴而就。正如黃玉娣所言:“我們都是苦過來的,生活是慢慢好起來的。”
黃玉娣出生于1955年12月,還在娘胎里,父親就去世了。母親性格耿直,因與親戚關系惡化,被迫改嫁。因此,黃玉娣可謂自小就無依無靠。
1977年,黃玉娣嫁給了同村的小伙子,相繼生下兒女。“那時候窮啊!”黃玉娣回憶說,“公公婆婆兒女有6個,一大家子就擠在一間半的房子里,直至我們結婚才加蓋了3間房。”
家里窮,黃玉娣就種菜補貼家用。她每天騎著自行車到惠州市區賣菜。為了收集更多農肥,還得常常和家人推著板車到城里“擔尿”,“一次就得挑4擔半(兩桶為一擔)”。以前都是泥路,路途中的艱辛可想而知。
改革開放之后,惠州迎來大發展,位于仲愷高新區的惠環街道也從此走上了發展快車道。TCL、億緯鋰能、德賽……一個個企業成長起來了,索尼、LG……一個個外資企業引進來了。“我們紅旗村有TCL、德賽、億緯鋰能、LG……好多大企業落戶。”黃玉娣高興地說,感謝黨和國家的政策,村里崛起了一座座廠房、高樓,現在哪里還有農村的樣子,早已經是個現代化城市了。
黃玉娣一家的生活也在城市的發展中不斷改善。2005年,利用征地拆遷款,她家蓋起了一棟6層的小樓;2010年,又蓋起了一棟5層的小樓,還有幾間商鋪,一家人日子過得越來越紅火。
“當時家里窮,老大初中畢業就沒讀書了。到小女兒上學時,家里條件越來越好,小女兒讀了大學,在惠環中學當老師。”黃玉娣笑言小女兒“命好”,趕上了時代發展的福利。而今,兒女都在身邊,“生活都不錯,算幸福了!”黃玉娣滿足地說。
統籌 惠州日報記者林麗娟
文/圖 惠州日報記者林麗娟 楊敬賀 魏怡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