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漫卷，嶺南歲月悠長，惠州大地鐫刻著深厚歷史記憶。

　　中國的青銅時代有著獨步天下的青銅禮制，在這段近2000年的歲月長河中，從稚嫩走向成熟，從簡單走向復雜，從起步走向繁榮。

　　嶺南地處濱海，遠離中原地區，其社會發展有自己的軌跡。學界認為，嶺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那個歷史天空下，東江先民創造和發展著獨特的文明——東江文明，創造了屬于自己的“銅年時光”，其背后先秦時期嶺南的歷史畫卷，也依稀可見。

　　器物是時代文化演變的反映，是社會形態折射的結果。對青銅器物進行研究，可以探尋人們的社會活動以及所蘊含的各種意識形態。

　　最近幾十年來嶺南地區的考古發現，伴隨著逐步深入的考古研究，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越來越有力的佐證。

　　20世紀70年代初，一名農民參加廣東饒平浮濱頂大埔山土地平整時，偶然挖出一件銅戈，成為浮濱文化遺存中發現時代最早的一件青銅器。隨著后續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深入，學界主流觀點認為當地在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商代就已經開始鑄造青銅器。

　　東江流域出土的青銅器，品類繁多，分布范圍較廣，從惠東梁化花樹下到博羅石灣鐵場，從龍門平陵路灘到博羅公莊，再到惠東安墩等地，先后出土春秋、戰國時期的銅鼎、編鐘、銅斧、銅削刀等青銅器，尤其是2000年博羅橫嶺山墓葬群考古挖掘出銅鼎、甬鐘、陶瓷等大量先秦文物，證明東江流域在兩周時期已進入“以青銅作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青銅時代，赫然印證著嶺南地區的“夏商周”。

　　這些星羅棋布的青銅器，或就是先秦典籍記載的“縛婁國”的生產工具和軍事武器，承載著惠州的“銅年時光”，散發著神秘的光芒，吸引人去觀賞、玩味。

　　近年來，廣東多市縣發現隨葬青銅器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古代嶺南與中原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干道——西江、東江、北江、韓江及其支流兩岸的山岡上。從出土青銅器的器型和紋飾看，這些青銅器與中原地區、長江流域以及廣西、貴州、云南等地有相似之處，但又極富本地特色。

　　從嶺南地區歷史遺留的編鐘、甬鐘等重要“信物”判斷，先秦時期嶺南地區青銅文明與中原地區同中有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博羅橫嶺山墓地出土的兩個甬鐘，其質地和形態，都與中原的編鐘大致相似，而花紋又有所不同，說明這里曾有高水平的制作工藝，文明程度與中原相當。它具有中原青銅編鐘的某些特性，也有地方文化的特點，是兩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產物。橫嶺山墓地出土的青銅鑄造的錛、斧、鑿、叉、刮刀等生產、生活工具，同樣帶有中原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有著嶺南地區自身的文化特點。

　　隨著考古研究不斷深入，一個年代久遠但伴隨著華夏歷史進程的“嶺南歷史”“惠州面貌”，也逐漸由模糊變得清晰，先秦時期的縛婁古國或屬于文明程度較高的方國。當時的人們，生存在一個較為完整的社會組織中，并且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

　　雖然彼時的縛婁古國還沒有中原地區那種“禮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用鼎”制度，但可以看出，“鐘鳴鼎食”仍然是這些方國上層貴族所追求的。

　　《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東江先民的生活，是耕戰一體的，左手漁獵以填飽肚子，右手執銳以保護族群。辛勤勞作、人獸搏斗、水陸攻戰等生動、激烈的場面，在那個年代可能每天都在上演。

　　當然，那時并非只有野蠻和愚昧，還有貴族式的禮制、娛樂。橫嶺山墓地銅鼎、公莊陂頭神編鐘、梁化花樹下銅鼎等青銅器，足以打破“嶺南沒有青銅時代”的說法，證實早在縛婁古國時期，嶺南與中原就有了文化交流，縛婁古國貴族也使用青銅樂器，也像中原貴族一樣“鐘鳴鼎食”。

　　先秦時期惠州的青銅文化，鑄就了東江文明的堅實基礎，推動東江文明成為嶺南文明的內核之一，為嶺南文明化與中國化進程奠定重要基礎，為建立多元一體多民族國家的中華文明作出貢獻。

　　如今，縛婁古國編鐘之聲已遠，但它在東江文明、嶺南文明乃至華夏文明史上烙下的深深印記，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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