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存史，為民立傳”，留住那些“不搶救就會消失的記憶”

　　留存“中國記憶”的“國圖行動”

　　2017年1月7日，93歲的馮其庸等到了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送來的50冊書。那是老人的口述自傳，朱紅色封面上印著毛筆題寫的書名——《風雨平生》。接下來的兩周時間，這位曾主持過《紅樓夢》校訂的著名文史專家，在每本書的扉頁，認認真真地簽下自己的名字，再一一寄出，收件人是他的親朋知己、學界同仁。50冊書不夠，馮其庸又聯系國圖，請工作人員再送一些過來。就這樣，老人花了兩周時間，把書寄給所有該寄的人。同年1月22日，拿到新書后第15天，馮其庸先生與世長辭，那本《風雨平生》，成了他無聲而鄭重的道別。

　　“不夸張地說，在人生的最后階段，馮先生是真的在等這本書。”田苗，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下簡稱“中國記憶”)副主任，是馮其庸口述自傳記錄整理工作的參與者，也是給馮先生送書的人。

　　從2012年8月8日，馮其庸首次接受“中國記憶”的采訪算起，老先生花了三年多的時間，在他伏案筆耕半生的“瓜飯樓”，用口述的形式，回望自己抗日烽火中成長、歷經坎坷而彌堅的生命長旅，和殫精竭慮建設“紅學”、十赴新疆查實玄奘取經東歸之路的學術人生。老人的講述常常被晚年的病痛打斷，但“只是為了留存一些歷史的記憶”，他沒有叫停采訪。口述的音頻材料被整理成書稿后，年逾九十的馮其庸，又舉著最大倍數的放大鏡，拿出做學問的態度，一行行、一字字地審校。從文中提及的事實、措辭到每一個標點，老先生反復增刪、修改了五遍，才最終定稿。“巨細靡遺”，田苗用一個成語來形容這位學者的嚴謹，“馮先生改完的書出來，你去翻，里面沒有隨意的口語表達”。

　　“太重了！”田苗感慨，《風雨平生》是“中國記憶·學者口述史”叢書的“開山之作”，又有幸被馮先生視為總結一生的“收官之作”，“這份情結，太重了”。

　　情結之重、責任之重、記憶之重、歷史之重……2022年9月9日，國家圖書館迎來113周歲生日，田苗和同事們也陪“中國記憶”走過了整整十年。這十年間，他們以口述文獻、影音文獻和民間文獻為載體，努力記錄著“正在消失的歷史、正被遺忘的故事、正在老去的生命”，一路負“重”前行，卻始終樂此不疲……

　　“搶救”

　　按照定義，“中國記憶”項目是國家圖書館以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現當代重大事件、各領域重要人物為專題，以傳統文獻體系為依托，系統性、搶救性地進行口述史料、影音資料等新型文獻建設，并最終形成記憶資源體系的文獻建設和服務項目。

　　“中國記憶”的宗旨，是極有分量的八個字：“為國存史，為民立傳”。

　　2012年3月，“中國記憶”啟動首個專題——東北抗日聯軍專題口述史。到2016年“九一八”事變爆發85周年之際，專題階段性成果35段口述史視頻在國圖網站集中推送給公眾，口述史圖書《我的抗聯歲月》出版。在此期間，“中國記憶”團隊跑了7個省，采訪了75位受訪者，其中包括22位當時仍健在的抗聯戰士。如今，這些曾在十四年抗戰中，最先站出來保家衛國的老人都已故去，專題卻仍未結束，對老兵后人的采訪記錄還在進行中。親歷者已逝，關于那段不屈歲月的記憶卻得以永存。

　　同樣是在2012年，“中國記憶”團隊開始了對馮其庸的采訪。以馮先生為代表，“人民科學家”、“糖丸爺爺”顧方舟，中央音樂學院原副院長王震亞，“中國徒步橫穿南極第一人”、中科院院士秦大河……十年中，有20余位德高望重、在各自領域深耕多年，見證了我國在該領域整體發展歷程的高齡學者，對“中國記憶”團隊幾無保留地講述了他們一生的故事。

　　還有“大漆髹飾”“蠶絲織繡”“人口較少民族口頭傳統典藏計劃”“我們的文字”“我們的英雄”“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中國記憶”的專題列表上，每一條、每一項單拎出來都是沉甸甸的。

　　“我們做的，都是不搶救就會消失的記憶。”作為項目最初的發起者，總結“中國記憶”的十年歷程，田苗提及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一是“口述史”，二是“搶救性”。

　　“很多老人都在等著某一天，有個人來問關于他的故事。”這是一位口述史學界前輩對田苗說過的話。

　　被田苗和他的同事們喚作“馮奶奶”的馮憶羅，就是這樣一位有故事的老人。1932年，馮憶羅幾乎是帶著傳承歷史記憶的使命，降生于哈爾濱的——她的父親是東北抗日聯軍將領、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圖書館(前身為北京圖書館)第一任館長馮仲云；母親薛雯在東北期間，協助父親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馮憶羅降生之前，懷孕的母親曾把情報貼在肚子上向外傳遞；等她出生，母親又把黨的文件藏在她身上。他們在哈爾濱的家，掩護過許多東北地下黨人、抗聯將領。母親給她講過，說趙尚志來家里吃飯，也不坐下，就喜歡蹲在一個硬板凳上；父親馮仲云為她取名“憶羅”，則是為了紀念和緬懷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的羅登賢同志，他是為東北抗日聯軍建立做出重要貢獻的人，于1933年犧牲在南京雨花臺……

　　201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80周年，國家圖書館舉辦了一場題為“白山黑水鑄忠魂”的紀念展，展出館藏東北抗日聯軍珍貴文獻和馮仲云的手稿，時年79歲的馮憶羅老人以嘉賓身份出席。當時，“中國記憶”尚在初創階段，田苗和同事們正在尋找有價值的選題。聽完馮憶羅老人的發言，他們意識到，由于戰線分散、條件艱苦，東北抗日聯軍的很多愛國壯舉其實是不為人知的，“這不就是最有搶救價值的歷史嗎？”

　　2012年，馮憶羅成為“中國記憶”的首批口述史料采集對象之一。老人幾十年來保存了大批東北抗聯將士及其家屬的聯系方式，她也將這些珍貴的采訪線索全數托付給了“中國記憶”。臨終前，馮奶奶用顫抖的手給田苗寫了一封信，并再次附上一批聯系方式。老人在信中說：“上述地下黨關系，是我前十多年一直聯系的……我寫字已經困難了，只整理出了一部分供你們參考。其中部分的烈士子弟是急切盼望和你們談談的，幫幫他們。”

　　東北抗聯戰士口述史，是“中國記憶”持續開展時間最長的一個專題。采訪過程中，有一位名叫潘兆會的老兵，激動地掀起衣服展示肚子上留下的貫穿傷。因為傷重掉隊，回到家鄉務農后，潘兆會始終沒有機會完整講述自己的抗日故事，他的抗聯老兵身份也一直沒有得到確認，直到“中國記憶”團隊的到來……2014年，當地民政部門根據歷史情況，正式確認了潘兆會的抗聯老兵身份，2015年，這位“就想證明自己是個兵”的老人去世了。“臨終前，老人是欣慰的。”田苗說。

　　直到今天，馮仲云老人也已經離開了，但東北抗聯專題仍在繼續。“現在主要是搶救抗聯‘二代’們的記憶。”田苗一直把馮奶奶留下的信存在手機里，覺得難的時候拿出來看看，提醒自己和同事們，“中國記憶”出發的意義。

　　傳承

　　在“中國記憶”，戴曉曄主要負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記錄工作的學術咨詢和驗收組織工作，那是2015年當時的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委托給“中國記憶”的一項重要任務。由于大部分非遺傳承人年事已高，對他們記憶與技藝的保護工作迫在眉睫。為了加速推進，“中國記憶”編制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記錄工作操作指南》，便于各省級非遺保護中心建立團隊，按照指南上的方法進行錄音錄像等多種形式的口述史料、影音資料采集和已有文獻收集。

　　戴曉曄是接觸各地實施單位和執行團隊最多的人之一，也聽他們講過太多有關非遺傳承人的動人故事。甘肅省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周琪曾作為學術專員，采訪和記錄過非遺項目“河西寶卷”的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喬玉安。兩人見面時，喬老躺在醫院病床上，當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周琪曾一度猶豫過，要不要進行采訪和錄制。“喬老當時就說，如果他走了，可能河西寶卷的很多部分就沒人會唱了，所以他要錄，把他所會的都留下來。”戴曉曄后來在采訪視頻中看到，很多鏡頭都是喬老吸著氧或輸著液，堅持拍攝的。

　　周琪還講過一個細節，每次采訪他都要親手把喬老從病床上抱到攝像機前，每抱一次，周琪都會發現喬老又輕了一點。“周老師說，他覺得很矛盾，一方面不想讓老人再這樣耗費精力，另一方面又知道喬老很想、很想把記憶傳下來。”

　　戴曉曄太理解這種矛盾了。2016年，她代表“中國記憶”，聯系上中央音樂學院“建院元老”王震亞先生，希望王老能成為“中國記憶”項目當代重要學者專題的口述史受訪人。產生這一采訪意向，當然不單是因為王先生是戴曉曄母校的老領導，她和同事們做了很多功課，請教了業界專家，綜合評估得出的結論是：也許今天看來，出生于1922年的王震亞先生在同時代的音樂理論家、作曲家中并不是社會知名度最高的，但他絕對是我國音樂近現代史的見證者，而且老人自年輕時起，就非常重視學術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王先生開拓性地以唱腔加樂隊總譜而非單一人聲樂譜的形式，對梅蘭芳等京劇名家表演的劇目進行記譜。作為音樂教育家，他也將京劇音樂分析帶到了作曲系的課堂上。王震亞先生的夫人文彥女士是王老就讀國立音專時的同班同學，新中國成立后擔任過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圖書資料室主任——珍視每一道歷史印痕的老兩口，把家中變成了小型“圖書館”。如果后人想回溯中國近現代音樂的發展歷程，王老的敘述和收藏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貴憑證。

　　接到采訪邀請時，王震亞已是94歲高齡的鮐背老人，卻依舊不改謙和謹慎。“王先生說‘我覺得這個事特別有意義，但是我得做準備’。”一年之后，2017年初，戴曉曄接到了王震亞主動打來的電話，老人告訴她：“我準備好了，你們來吧。”第一次登門拜訪，戴曉曄才知道這位學養深厚的老前輩一年來的準備工作有多么充分細致。王震亞一直有做筆記的習慣，這次接受采訪，老人單獨拿出一個筆記本，上面記錄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回憶片段。為了保證準確性，他還從自家的“圖書館”翻找出同時期的對應資料，用以佐證。

　　一開始，為了不影響老人休息，采訪定為每兩周一次。王震亞先生的生活很規律，早上起來要先打一套太極，休息一會兒，一切準備就緒之后再接受采訪。戴曉曄說，每次王先生都講得津津有味，雖然年事已高，已經控制不好氣息和音準，但聊到興起，老人還是會給她唱幼時母親唱過的歌謠，邊模仿邊描述他第一次聽人吹嗩吶，是怎樣的曲調……“那時文彥老師身體也還好，王先生做口述，她就在旁邊陪著。”戴曉曄說，聽老伴兒哼起童年的旋律，文彥奶奶幾次拉過她的手：“你知道嗎？這些事我也是第一次聽到，他以前從來都沒有跟我說過！”

　　然而過了半年左右，文彥老師走了，王震亞先生擔心自己的時間不夠，主動向戴曉曄提出希望加快進度，把采訪頻率增加到每周一次。“到了后期，王老覺得身體越來越差，太極也不打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采訪上。”戴曉曄覺得老人家越來越滔滔不絕，“他特別想一次多說一些，但看得出來老人已經很吃力了……”講到這里，淚水在戴曉曄的眼里打轉。

　　2019年3月，第60次采訪后不久，王老在睡夢中與世長辭。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老人反復叮囑，要把自己和愛人文彥收藏的所有資料，全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戴曉曄被先生的信任深深感動著，她覺得做口述史的過程，就是采訪者與受訪者之間一種雙向的情感付出，當老人感受到你是真誠地、毫無功利心地想要記錄他們的年華，他們也會放心地、毫無保留地把他們的全部記憶托付給你。“我們這些記錄者，其實是不被歷史所記住的，但只要把他們的記憶傳承下去，我們的工作就是有意義的。”戴曉曄有點說不下去了，“但這件事我還沒有做好，我還沒把書稿整理出來。先生走后很長時間，我一看到稿子就特別難受，總會想起先生……”

　　“小馬”

　　雖然王震亞先生的口述史書稿尚未整理成形，但這十年，“中國記憶”取得的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不談幾百小時的口述文獻和影音文獻，光是與各專題相關的出版物碼在桌上就有厚厚一摞，讓人很難想象負責完成這些記錄、整理工作的項目團隊，主要成員只有15人。

　　“我們是小馬拉大車，但大車至少不能沒馬拉。”田苗講話自帶一種豁達幽默，他和“中國記憶”的同事們有兩個共識，一個是“想干成事的人，必須得樂觀”；另一個聽起來有些“簡單粗暴”，“只有好人才能做口述史”。田苗正色道：“你拿不出足夠的真誠和正直，憑什么要求一位老人把他一生的經歷和感悟，歡樂和痛苦，甚至秘密分享給你？你能承受嗎？”

　　撐起“中國記憶”的15匹“小馬”，就是一群樂觀的好人。

　　“領頭馬”田苗2010年進入國圖，“當時就是為做口述史來的”。他學化學出身，卻一直對考古和人類學充滿熱情，一畢業就扔下專業去做了幾年紀錄片導演。工作中，田苗偶然接觸到一本介紹口述史的書籍，他被迷住了——做紀錄片總會遇到人生經歷豐富的拍攝對象，如果把他們的故事以口述史的形式記錄并保存下來，其價值不言而喻。他查閱了大量資料，發現國外很多著名圖書館都將口述史料作為重要的館藏資源。那么哪里最適合收集和保存中國的口述史料？他想到了國家圖書館。

　　“我希望能做一份與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相關的工作；一份能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沉淀和積累，越做越好、越做越深的工作；一份將來講給我的孩子，能讓他們感到驕傲的工作。”抱著這樣的想法，田苗來到了國家圖書館。2011年1月，入職剛滿半年的田苗直接給當時的館長寫了一封信，主題是“建議國家圖書館成立國家口述歷史中心”。

　　他沒想到，那封信很快收到了回復。國圖領導也認為對口述史料的采集和收藏意義重大，讓田苗盡快開始籌備這項對于國圖來說全新的工作，還提醒他，不必“另起爐灶”只做口述史，應該把現有的館藏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將新采集的口述史料與傳統的紙質文獻相結合，使二者相得益彰，發揮更大價值——“中國記憶”這個內涵更豐富、更深沉有力的項目名稱，也在此時成形。

　　志同道合的人總能彼此理解、互相吸引。隨后的幾年里，幾批新入職的同事也加入了起步階段的“中國記憶”項目組。

　　戴曉曄回憶，2013年“中國記憶”已經啟動了幾個專題，其中就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的試點工作。傳統音樂是非遺十大門類之一，這讓研究民族音樂學的她頗為心動，“我一聽，這不正好專業對口？就考進來了”。

　　作為早期加入的“小馬”之一，戴曉曄很快發現，因為要拉的“車”實在太大，“專業對口與否”在“中國記憶”并非最關鍵的用人標準，夠不夠“拼”、夠不夠用心才是。

　　負責“人口較少民族口頭傳統典藏計劃”的劉東亮畢業于中央民族大學，專業算是對口。但因為團隊人手不夠，讀書時只習慣用錄音筆做田野調查的他，如今也扛起了攝像機；在云南蘭坪，為了還原普米族即將被遺忘的傳統婚俗，“東亮連婚慶公司的活兒也干了”，田苗半開玩笑似的說。

　　從2014年至今，“中國記憶”對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先生進行了51次口述記錄，拍攝了大量的數學學術活動，而團隊中負責采訪工作的史建橋是古代文學博士。田苗一直覺得“史老師對丘先生的采訪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細致”。史建橋本人卻總是遺憾自己“實在看不懂數學論文”。

　　田苗有個語言習慣，介紹團隊分工，他喜歡說某個成員“身上”，而不是“手頭”有哪幾項任務——好像如果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就撐不起“中國記憶”這架“大車”的分量。“瑞婷‘身上’有好幾項學者口述史的工作，顧方舟先生的口述史《一生一事》就是她做的，評上了2018年的中國好書。”

　　范瑞婷2012年來到國圖，是和“中國記憶”一起成長起來的“小馬”。剛工作不久，范瑞婷就跟著田苗，應邀去拍攝過一部宣傳免疫接種的公益宣傳片，由此認識了主導我國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俗稱“糖丸”）研發的顧方舟先生。她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顧先生的場景：“那天陽光很好，老人儒雅又有風度，特別親切地來歡迎我們，招呼我們快進來。”以這次采訪為機緣，“中國記憶”獲得了拜訪“糖丸爺爺”進行口述史料采集整理的機會。田苗鼓勵學民俗學出身的范瑞婷“去試試看”。因為專業跨度太大，正式采訪開始之前，范瑞婷把“顧先生寫的和寫顧先生的”文章，只要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甚至“啃”了幾篇這位病毒學權威專家發表的醫學論文。

　　她一共對顧先生進行了13次采訪，考慮到老人的身體狀況，平均每次時長控制在1小時左右。訪談過程中，老人云淡風輕地描述自己的一生，范瑞婷卻常常被震撼、被打動。“顧先生是母親一手帶大的，媽媽為了掙錢撫養孩子們，學了助產士，吃了很多苦。她希望顧先生長大了能做醫生，因為做醫生不求人，而且顧先生的手長得很好看，特別適合握手術刀。但是長大之后，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顧先生沒有做外科醫生，而是轉投公共衛生領域，學習病毒學。”每次有記者采訪她，范瑞婷總會把先生留給她印象最深的話復述一遍，“因為先生覺得‘當醫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從事公共衛生卻能讓千百萬人受益’”。

　　13次采訪下來，先生的身體狀態也每況愈下，這讓范瑞婷和同事們非常揪心。2018年，《一生一事》即將付梓，田苗他們拿著粉、白、黃三種色調的封面設計，給病床上的顧先生看，老人當時表述已有困難，但他還是指著白色的方案說：“選白色吧，我這一生清清白白。”

　　2019年1月2日，顧先生走了。得知消息的時候，范瑞婷正在陽臺上晾衣服。她扔下手里的活兒，第一時間打給顧先生的老伴李以莞奶奶，本來想安慰老人，卻在電話接通的一刻，哭得說不出話來。顧先生走了，他的故事和精神卻在范瑞婷“身上”留下了痕跡。“我常常會想起他，尤其做母親之后，我每次帶孩子打疫苗，都會記起先生讓自己的孩子試吃糖丸的故事，越想越覺得震撼。”

　　范瑞婷覺得，“中國記憶”這份工作的價值就在于此，“做口述史是特別一個正能量的工作，我們的采訪對象所做的事，他們的品質，都讓我由衷地仰慕，想要去學習、去追隨，我覺得這是我們的‘職業紅利’”。

　　作為“中國記憶”團隊里相對年長的成員，李東曄今年剛剛整理出版了《予知識以殿堂：國家圖書館館舍建設（1975-1987）口述史》。為了這本書，她采訪了20多位參與國圖總館南區建設的設計師、工程師、老館員。“他們不只是國圖歷史的親歷者，更是締造者。我作為一個2007年進入國圖的晚輩，能通過這項工作，把自己和學識淵博的前輩、和國圖的命運連接在一起，真的有種幸福感。”說這話的時候，李東曄笑得像個孩子。

　　楊秋濛為幾十年來一直致力于中國紀錄片普及與發展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司徒兆敦先生做過4年的口述記錄。每次采訪，她會提前做出至少三次的采訪提綱，并查找各種資料，給每個問題列出一個“參考答案”。司徒先生有時會驚訝于這個年輕人準備之充分，問她：“我手頭都沒有的照片，你怎么找到的？”二人成了忘年交。楊秋濛同時負責東北抗聯紀錄影片的策劃與創作工作，有時候思路“卡死”，她會向司徒先生“求援”，先生的指點總給她一種撥開云霧的感覺。“這樣一位有成就的行業前輩，愿意和我分享一輩子沉淀的經驗和人生智慧，我覺得特別榮幸。”

　　因為看重這份“職業紅利”而加入“中國記憶”的成員還有謝忠軍。他是中國藝術研究院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方向的碩士，對非遺項目懷有一腔執著的熱情，但畢業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沒能從事和專業相關的職業，這在他心里是種遺憾。“所以后來，忠軍放棄了公務員的‘鐵飯碗’，辭職加入‘中國記憶’。”介紹到謝忠軍，田苗的語氣里帶著感慨。謝忠軍倒很平靜：“我就是覺得現在這份工作能夠學以致用，很符合我的志趣。”因為主要負責傳統技藝類非遺項目相關的工作，他對中國傳統釀造、制瓷技藝和其中蘊含的科學原理都頗有研究；他給中國第一代科幻小說作家、地質學教授劉興詩做過口述史記錄，也采訪過冰川、氣候學家秦大河院士，每采訪一位，他都要求自己盡可能多地閱讀受訪者的著作。“這些著作，這些科學家的講述對我個人也是一種滋養。”謝忠軍很喜歡他現在的工作，他的投入和專業也讓受訪者對“中國記憶”報以更大的信任。“有一次采訪，秦大河先生突然問我，我插在南極點的國旗、科考時的睡袋還有日記，你們國圖能收嗎？”

　　按照田苗的理論，“只有好人才能做口述史”，那這樣意外而珍貴的收獲，大概就是“好人有好報”的結果。

　　“技·憶”

　　在拉大車的“小馬”之中，劉芯會身上的擔子有些不同，用田苗的話說，她是全能型人才。這位國際法專業的高材生語速不慢，但邏輯清晰。她負責的口述史采訪對象，是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長王世仁先生。不用借助任何參考材料，劉芯會就能清楚準確地復述這位88歲文物古跡保護專家的人生履歷：哪一年考入清華大學營建學系(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前身)；哪一年到清華大學建筑科學研究院工作，從梁思成先生的學生變成與先生共事的晚輩；哪一年主持了北京湖廣會館的整修，又在哪一年參與了北京司馬臺長城的修繕……

　　等話題轉到她“身上”的另一項重要工作——“中國記憶”大量口述文獻資源的后期編目、保存和管理，她又能迅速切換頻道，用一套“硬核”的科技術語，給記者解釋對影音文獻等口述記錄產生的全新文獻類型，應該遵從怎樣的規范、用什么樣的軟件來進行編目；適用于影音文獻編目的媒資系統，要和便于公眾搜索、瀏覽的專題網站聯結在一起，又有哪些技術上的障礙。

　　這一部分，讓記者聽得有些吃力。田苗坦言，這也是讓他們感到“吃力”的一大難關。“中國記憶”走過十年，團隊成員們走出圖書館，創造了大量的新型文獻資源。但受限于資金和技術，對這些文獻的保管和“再加工”還沒有跟上，田苗和同事們夢想中方便公眾隨時調閱、查看的平臺還停留在建設階段。

　　人手不足是另一道關。“我的理想是很豐滿的。干我們這些事兒，目前這些人手是遠遠不夠的。”田苗的理想不僅豐滿，還很具體，“國圖的中國記憶中心需要有資源建設、加工、編目、推廣等幾個方面的團隊，大概需要150人到200人，每個省的圖書館再成立一個分中心，各個行業和學科要做各自的記憶……”

　　短期內，這樣的目標顯然難以實現。盡管“特別有激情、特別能戰斗”，但靠這十幾個人組成的團隊，想要跑贏時間，搶救更多有價值的歷史記憶，還是會有“力不從心”的時候。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中國記憶·學者口述史”專題的受訪者名單已經許久沒有擴充過。他們知道，現有的采訪對象覆蓋面還有局限，人文社科類的偏多，理工類的較少。“這和我們的知識背景、線索收集渠道等都有很大關系。”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人手不足”。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記憶”一直在想辦法。從2017年起，田苗和同伴們擠出時間著手開發一款應用，一旦技術成熟，它將成為我國第一款面向公眾的口述歷史采訪應用。通過它，每一個“普通的好人”都能成為口述史的訪問者，留住身邊的“中國記憶”。

　　談起未來，田苗和同伴們依然樂觀，期待著能有越來越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中國記憶”隊伍，讓“小馬”漸漸長成“大馬”；也盼著技術發展能給他們的工作帶來更多助力。但眼下，走過十年的“中國記憶”團隊還是會快馬加鞭，繼續奔跑在搶救記憶的路上。

　　近幾年，“中國記憶”每年都會舉辦“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記錄工作成果展映月”。他們為其設定的主題是“年華易老，技憶永存”——用口述歷史留下技藝也留下記憶。田苗覺得，他們現在的工作也是在平衡這兩個字。“不管有多少困難，我們先行動起來，把一部分最瀕危的記憶保住，等著技術跟上。千萬別等到將來，技術有了，記憶卻沒了。”（記者 雷琨、張典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