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塊有字的豐碑,碑上的名單還在不斷延長。他們可能曾經是白發蒼蒼的父母、新婚燕爾的愛人、嗷嗷待哺的孩子,如今卻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遺體器官捐獻者。
3月30日上午,江西省遺體器官捐獻者紀念園內舉辦了一場清明緬懷誦讀會,人們用這樣的方式向長眠于此的捐獻者們致哀,表達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思念。
這是一次特殊的團聚。有人用力、反復地撫摸著碑上的某一處名字,仿佛這凹凸不平的觸感就是親人生命延續的見證,仿佛這樣就能讓想念止于哀傷、臻于慈悲。
這是一次靈魂的洗禮。有人路過,卻被誦讀聲留住腳步,聽著故事就落了淚,這些選擇在生命之火燃盡之時為他人無私獻上生命禮物的捐獻者們,豈止是“偉大”二字可以形容。
這是一次大愛的傳遞。有人默默做出了決定,甚至在現場就攔住身邊穿著紅十字衣服的工作人員,咨詢如何登記成為一名遺體器官捐獻者。
記者捕捉到了這樣幾個身影:單若毅,江西省紅十字會人道救助服務中心工作人員,從事遺體器官捐獻協調工作13年,他曾自嘲說“一天想放棄這份工作800次”;
錢爸爸和錢媽媽(化名),遺體器官捐獻者家屬,半個月前他們因車禍離世的8歲兒子成了紀念碑上的一個永恒的名字;
鄒德鳳,江西省紅十字志愿捐獻者之友協會會長,從事志愿服務近30年,她不但把自己“捐”了,還發動千余人填寫了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表……
他們只是為器官捐獻事業鼓與呼的人們的一分子。講述他們的故事,或許能讓社會對器官捐獻多一分理解、少一份質疑,讓更多的器官衰竭患者、眼疾失明患者重獲新生。
這份工作,曾讓我經歷無數難以啟齒和想要放棄
這是單若毅從事遺體器官捐獻協調工作的第13個年頭。這些年,他見證過五百多次的生離死別,經歷過無數次的難以啟齒和想要放棄,卻最終被這些凡人英雄所感動而堅持下來。
2008年,單若毅從臨床醫學專業畢業,應聘到江西省紅十字會,從事遺體器官捐獻工作。但他很快發現,這份和專業有關的工作并不輕松。
“剛來的時候并不知道要做什么,直到一次培訓被拉去看人體組織捐獻取材,和上學時的解剖課完全不同。那時候不知道,這是在為以后見證捐獻做準備。”單若毅說,協調員需要在手術室用鏡頭記錄下器官摘取的全過程。
2010年,江西省成為全國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的試點省份之一,單若毅正式成為一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他開始在全省各地跑,最常待的地方是各家醫院的ICU,工作內容是在醫院認定腦死亡或心死亡后,也就是家屬最悲痛的時候,詢問他們是否能捐獻出親人的器官。
和遺體捐獻有所不同,器官捐獻對捐獻者的要求更高,需要器官保持一定的活性,因此,器官捐獻者往往都是因為意外離世的。不少器官捐獻者家屬在接觸協調員之前,從未聽說過這個詞。
“盡管心里演練了無數次,也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能救人命的好事,但在那樣的氛圍下開口還是會痛苦。無論多少次,情感永遠不會麻木。”單若毅不是沒有想過放棄這份工作。最想放棄的一次是在逝者家中被兩個孩子抱住雙腿的瞬間。
當時單若毅和逝者的一名親屬趕到逝者家中去做其他親屬的工作。“剛進門就被兩個孩子抱住腿喊‘叔叔,救救我們的爸爸’。孩子們以為我是醫生,能救他們爸爸的命。當時心像針扎一樣,直接哭得稀里嘩啦,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最后協調的工作是那名親屬完成的。”那是單若毅第一次感覺自己像個劊子手。
他忘不了那位捐獻了丈夫遺體的老太太。那時他剛把遺體安放在接運車里,準備和老太太告別,老太太突然就跪下了。“那是第一次被白發蒼蒼的家屬跪,當時整個人都懵了。她說的話我現在都記得——‘照顧好我老頭子的身體,他怕疼’。”單若毅說,那一次,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份工作的意義和責任,他要對得起這些家屬的信任。
還有一位捐獻者母親,做出捐獻自己腦瘤過世的女兒器官的決定后被村里人風言風語,說她把孩子的器官賣了,賣了近百萬元,全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和社會壓力。單若毅問她,后不后悔當初的決定?她說:“不后悔,因為我相信好人會有好報。”單若毅又問,什么樣是好報?她說:“女兒出殯那天天氣很好,天很藍。”單若毅說,那一次他遇見了寬容。
每一個成功的捐獻案例背后,除了捐獻者本人的意愿,都離不開一個家庭的支持。一個人最多能捐獻9個器官,也就是說,每一份無私大愛可能挽救9個瀕臨破碎的家庭。
記者注意到,單若毅每說到一個難忘的捐獻案例時,嘴角都會露出一個干澀的笑容。這仿佛是一個印記,多年的工作經歷造就的他的保護色。單若毅說,面對著即將失去親人的絕望,怎么開口?怎么協調?或許,最該協調的是自己的眼淚。
截至2020年,全國已有2800余名像單若毅一樣的專兼職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他們在愈加完善的法律賦權與監督之下,成為生命“信使”,讓人世間最真摯的情感在生死面前得到升華。單若毅說,堅持是因為還有許許多多的愛應該被紀念,也許生死不可協調,但愛與奉獻將永生不滅。
聽到移植手術順利進行的那一刻,我想我們的選擇是對的
三月三十日,錢媽媽久久撫摸著江西省遺體器官捐獻者紀念碑上兒子的名字。
今年三月,八歲男孩錢文博在放學途中遭遇車禍,被醫院診斷為腦死亡。經過反復思考,錢爸爸和錢媽媽忍著強烈的不舍,決定捐出小文博的一肝兩腎。三月九日,小文博經過兩次腦死亡鑒定后,在省、市、區紅十字會協調見證下,夫妻二人簽署了多份文件。器官摘除手術在當日下午完成,次日凌晨,三位患者接受了移植。記者袁慧晶攝
“你說你是天上的星星,你能再回到天上再找到媽媽嗎?媽媽永遠等著你。”錢媽媽還記得,兒子生前最愛說自己是天上的星星,因為喜歡媽媽鉆進了媽媽的肚子里。
3月1日,8歲男孩錢文博(小名“小寶”)在放學途中遭遇車禍,送入當地醫院搶救后,雖然恢復了心跳,但仍然沒有恢復自主呼吸。
“腦死亡。醫生告訴我,兒子連成為植物人的希望都沒有了。”看著兒子器官一步步走向衰竭,錢爸爸煎熬異常,他不斷地問醫生:“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嗎。”
宜春市第二人民醫院ICU副主任鐘容向錢爸爸提出了一個方案。“孩子的父親表達說,希望兒子在這個社會上多做一些貢獻。我說可以把患兒有用的器官捐獻給別人。”
那是錢爸爸第一次聽到“器官捐獻”這個概念。“我們家是農村的,開始我們也有顧慮的,不知道該怎樣選擇,所以四處打聽。”錢爸爸說。
“兒子搶救的時候,我父親也在,他年紀大了心臟也不好,那時我都讓醫院做好要搶救另一個人的準備。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父親開始是不贊成的,但我和他說這樣可以救別人的命,父親就沒說話了。”錢爸爸說,在大多數農村人眼中,能救人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錢爸爸和錢媽媽后來還問了很多人,大多數人都告訴他們,這是在做好事。于是,他們忍著強烈的不舍,決定捐出小文博的一肝兩腎。“如果小寶能給其他人帶來生命,我想他會開心的。”錢爸爸說。
3月9日,小文博經過兩次腦死亡鑒定后,在省、市、區紅十字會的協調見證下,夫妻二人簽署了《江西省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表》《江西省遺體捐獻執行確認書》《捐獻確認登記表》等4份文件。
器官摘除手術在3月9日下午2點10分完成。10日凌晨,三位患者接受了移植。
錢爸爸說,簽了遺體捐獻執行確認書后,其實內心還有過掙扎。“但當聽到器官移植手術順利進行時,突然覺得心里一塊大石頭落了地,感覺小寶還沒有走,以另一種方式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選擇是對的。”
生命本身的美好,超越一切的高尚,然而生命難以永恒。你無法延長生命的長度,卻可以把握它的寬度;無法預知生命的外延,卻可以豐富它的內涵;無法把握生命的量,卻可以提升它的質。在死亡面前,沒有人是準備好了的。但有的人,卻在死后以器官捐獻的方式,給世界留下了最后一份禮物。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2021年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我國累計器官捐獻志愿登記人數已超過315萬人,已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3.3萬余例,捐獻器官9.9萬余個,成功挽救了近10萬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我希望器官捐獻的故事能進入中小學課本
在丈夫眼中,鄒德鳳是一個做志愿服務到“瘋魔”程度的人。近30年來,她的工資大多投入了開展志愿服務中,做好事做到最后還把自己給“捐”了。丈夫打趣她:“你不應該叫鄒德鳳,應該叫宋(送)德鳳。”
退休前,鄒德鳳是南昌大學第四附屬醫院(原南昌鐵路中心醫院)的一名護士。她從1992年開始做志愿服務,捐獻者之友只是鄒德鳳開展的其中一項志愿服務,主要圍繞遺體器官捐獻的相關宣傳、對遺體器官捐獻者家屬進行人文關懷等開展工作。
世上最痛苦的事,莫過于與至親至愛陰陽永隔;世上最快樂的事,無外乎看到親人與死神擦肩而過、重獲新生。如果說器官捐獻協調員站在生與死之間,經歷、見證這一切是工作職責,那么身為志愿者的鄒德鳳是主動“惹”上的這檔事。
2007年,鄒德鳳在社區給一位賈姓老人做護理時,和老人的女兒付大姐聊天聊到了死后怎么辦。“我們都是黨員,覺得生命到盡頭也要有意義,有用的東西就捐給國家,沒用的再燒掉撒進贛江。”鄒德鳳說,當時她們都不知道哪里有這樣的組織可以捐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南昌大學江西醫學院(原江西省醫學院),登記了“全捐”(遺體和器官都捐)。
“我母親至今想不通我的決定,說我做了那么多好事,為什么到最后還要把自己捐掉。”鄒德鳳說,這讓她更覺得在社會上宣傳遺體器官捐獻的必要性。明明是一件好事,為什么得不到更多人的支持呢?如果老一輩的人暫時無法接受新事物,那么年輕人呢?
鄒德鳳在自己的志愿服務團隊中探了探口風。她很快發現,連年輕人都有些“慫”。有的是覺得自己還年輕,想器官捐獻這種事情太奇怪;有的是不清楚器官捐獻是什么時候進行,擔心自己會疼;受傳統思想影響擔心不吉利的年輕人也同樣存在。
鄒德鳳開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去開展遺體器官捐獻宣傳工作,比如如何選擇宣傳時機、如何選擇宣傳對象等等。2015年成為江西省紅十字志愿捐獻者之友協會會長后,她開始發展捐獻者之友隊伍,如今已達到四百余人的規模。
嫌名字太長,鄒德鳳就簡稱為“捐友”。可就這一個小小的簡稱,在發放志愿者胸牌的時候還差點沒嚇退一些志愿者。這些志愿者以為自己加入了“捐友”隊伍,就代表同意了捐獻遺體器官。
而“捐友”以志愿者身份開展宣傳也不容易,有的人認為鄒德鳳和她的團隊是“多管閑事”“沒安好心”。“有人會覺得我們是不是接了什么單,就像銷售任務一樣,完成一個就能有多少分紅。”鄒德鳳想過,個人和團隊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有沒有可能讓器官捐獻志愿者成為一種國家行為,比如,讓器官捐獻的故事進入中小學課本。
十幾年間,鄒德鳳發動了千余人完成遺體器官捐獻志愿登記,其中三種人最讓她有成就感。第一種是她長期護理的對象及親人,這讓她感覺善意得到了回報:“我護理的一個老太太,不僅老太太的女兒捐了,女兒還發動她的爸爸和公公都捐了。”
第二種是身邊人。比如捐獻之友協會副會長趙蓓。“2015年第一次跟著鄒老師去參加遺體器官捐獻者追思會,現場特別感動,我就萌生了想法,但還是有擔心。回家后給10歲的女兒當故事講,然后女兒說想捐,這讓我下了決心。我和女兒填表的時候,需要給家屬簽字,這時老公也提出來他要捐。”趙蓓說,這是身邊榜樣的帶動力量。
第三種是年事已高的老人。“傳統的思想多頑固啊,老人都能接受,證明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更高了,遺體器官捐獻的氛圍更好了。”鄒德鳳說,下一步,她們想做好已捐家屬的關愛服務,如今還有不少捐獻者家屬沒有被社會理解,需要人去關心,“精神上的關心和物質上一樣重要,逢年過節要去看看,讓家屬們知道還有人記得他們的奉獻。”
我愿意成為一名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弘揚人道,彰顯博愛,崇尚奉獻,傳承志愿精神,傳播捐獻理念,踐行生命之約,傳遞人間大愛……這是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者的宣誓詞。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人體器官捐獻志愿服務者已逾4000余人。
為緬懷平凡而偉大的人體器官捐獻者,方便社會公眾和捐獻者家屬追思紀念捐獻者,中國紅十字會積極倡導在地市級以上城市和具備條件的縣級城市建設捐獻者緬懷紀念場所。
目前,全國已建立147處捐獻者緬懷紀念場所,江西已是第13年開展捐獻者追思緬懷活動。人體器官捐獻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并已成為我國引領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新風尚。(記者袁慧晶、劉彬 報道員王曉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