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黃埔軍校建校一百周年，惠州作為辛亥革命策源地之一，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革命印跡，先后涌現出廖仲愷、鄧演達、葉挺等一大批革命志士，他們為黃埔軍校的創建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廖仲愷更是被譽為黃埔軍校的“慈母”。

廖仲愷肖像。

　　廖仲愷（1877-1925），原名恩煦，號夷白，字仲愷，筆名“屠富”“淵實”，原籍廣東省歸善縣鴨仔埗鄉（今廣東惠州仲愷高新區陳江街道幸福村）人，是我國近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國民黨左派領袖，中國共產黨的摯友，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在他的家鄉惠州，仲愷高新區也因他而得名。

　　廖仲愷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和重要助手，他的革命活動和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密切相連。他是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堅決支持者、捍衛者和執行者，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竭力協助孫中山先生創辦黃埔軍校，是黃埔軍校創建初期主要的策劃者、保障者和領導者。

　　壹

　　親力親為推動軍校建設

　　多年革命斗爭的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逐漸認識到創辦一所軍校、進而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才能完成國民革命事業。廖仲愷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建軍思想主張，并全身心投入到軍校的籌辦過程當中。

　　早在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的陪同下，與孫中山在廣西桂林舉行會晤時，就曾向孫中山提出了“創辦軍官學校，為革命奠定武裝的基礎”的建議。孫中山及時把會談的內容電告廖仲愷，使他很早就接觸到了這個問題。這一時期，廖仲愷積極執行孫中山的革命決策，接待來自共產國際的友人和蘇聯政府的使者，成為孫中山和共產黨之間聯系的重要橋梁。他先后代表孫中山與越飛、鮑羅廷等保持密切的聯系和交往；又與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等受孫中山委派擔任國民黨改組委員。正是在廖仲愷和李大釗等人卓有成效的努力下，才加快了國共合作的步伐，使下一步籌建黃埔軍校的計劃得以付諸實施。

　　1923年，孫中山在積極籌備國民黨改組的過程中，就同時考慮將來要籌建一所軍校，并將此事告訴廖仲愷等人。11月26日，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作出決議，建立一所“國民軍軍官學校”，推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該校政治部主任，并推廖仲愷負責籌備此項工作。受此重任后，廖仲愷在大力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同時，投入極大的精力來籌辦軍官學校。

　　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命令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2月6日，在孫中山的關懷及廖仲愷的努力下，黃埔軍校籌委會開始在廣州南堤辦公，不料2月21日蔣介石便辭職離開廣州。在這緊要關頭，為了不使軍校籌備工作中斷，廖仲愷受孫中山重托，于23日接任代理籌備委員長一職，全力挑起了籌辦黃埔軍校的重擔。他依靠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大力幫助，保證了軍校籌備工作的順利進行。

　　軍校籌備委員會從2月5日到5月9日先后開會32次，討論并決議各項籌備事宜，如訂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職員、招考學生、審查生員資格、決定第一期教練計劃、決定服裝書籍式樣及購置辦法等等。廖仲愷著重從解決干部、經費和招生等幾個重大問題入手，迅速打開了軍校開辦工作的嶄新局面，從而確保了軍校能如期開學。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主席臺左起：廖仲愷、蔣介石、孫中山、宋慶齡。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 翻拍

　　正是在廖仲愷等人的不懈努力下，6月16日，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正式成立，孫中山主持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宣布黃埔軍校的辦學宗旨，他強調:“開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軍校成立后，孫中山親自兼任軍校總理，委任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

　　貳

　　千方百計籌集物資經費

　　黃埔軍校在籌辦之初，可以說各方面都面臨了重重困難，在物資保障方面尤為明顯，資金十分窘困，武器特別稀缺，這些問題和重擔都落到了廖仲愷的身上，全靠他東奔西走、四處籌劃來解決軍校的燃眉之急。

　　當時廣東的財政全被滇、桂系軍閥把持，“所有經費均須與劉震寰、楊希閔商撥”，政府幾乎沒什么稅收，更談不上給籌辦中的黃埔軍校撥什么經費了。以至于軍校“軍官及學生到粵投考者二百余人，候已一月，旅費用罄”。面對師生因生活經費匱缺而造成人心不安的情況，廖仲愷多次出面向師生保證：“經費方面，都由我負責。教官盡可安心教育，學生盡管學習”，這才使大家思想安定下來。為了籌集經費，廖仲愷“晚上常在劉、楊處等候領款”。他的夫人何香凝也十分關心籌辦軍校之事，在盡心照顧好丈夫的日常飲食起居的同時，還盡力幫他分憂解難。有時遇到廖仲愷所領取的款項不足數時，她會向親友設法借錢或拿家里東西去典押，然后湊足預算以資軍校開銷。黃埔軍校起初的各項開辦費用，以及學生們的學費、住宿費、伙食費，甚至是服裝費、書籍文具費用就是廖仲愷這樣一點一滴辛苦籌集而來的。

1924年7月，孫中山、廖仲愷視察黃埔軍校。 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 翻拍

　　在槍械物資方面，孫中山在開校前曾批給黃埔軍校300支毛瑟槍，但兵工廠當時并不照辦，制造出的槍彈仍往軍閥那里送。廖仲愷為此事花費了許多精力，交涉了不少時日，到開學時軍校才領到30支槍，勉強夠哨兵守衛用。后來，蘇聯送來一批槍彈供軍校使用，當這些槍彈運到廣州時，廖仲愷興奮不已，“在半夜三時起床親自去白蜆殼監督起運上岸”。

1924年7月，孫中山、廖仲愷視察黃埔軍校。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 翻拍

　　可以說廖仲愷為了黃埔軍校真是殫精竭慮、嘔心瀝血。每每學校遇到重大的困難或問題，廖仲愷總是非常重視，并以極大的耐心和韌性想方設法加以解決，充分體現出他對軍校慈母般的深厚感情和無限關懷。因此，他在廣大師生中獲得了“慈母”的美譽。

　　叁

　　以身作則捍衛三大政策

　　黃埔軍校是仿效蘇聯軍校建立的，原則是實行以黨治軍。黃埔軍校設立了黨代表制度，黨代表的權力與校長并行，一切命令和法規都必須有黨代表的副署，后交校長執行。

　　作為黃埔軍校的黨代表，廖仲愷堅決捍衛“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為黃埔軍校建設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廖仲愷親自延攬國共兩黨軍事、政治人才來校任教和就學。如黃埔軍校首批任教的教職人員，是他與鮑羅廷最先籌謀確定的。他維護國共團結，維護國民黨的革命方向，是共產黨的真摯朋友，當時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共產黨人，也是應廖仲愷之邀而到軍校的。周恩來也不負所望，出色地協助廖仲愷開展各項工作，選取優秀學生作為基層黨代表進行培養和訓練。共產黨人在政治工作中發揮積極和有效的作用，保證了軍校堅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

1924年，軍事演習中的廖仲愷。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 翻拍

　　廖仲愷在黃埔軍校大力推行“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并重”的教育方針，把政治教育提高到軍事訓練的同等地位。他認為要救中國，應該學習俄國革命經驗，要做到三件事：“就是要統一的組織，統一的意志，統一的精神”。他經常勉勵師生們要樹立為國家為民眾的解放而奮斗的革命理想，學習俄國革命軍“只顧熱心革命”，不謀私利的精神；他教育學生要“懂得為什么進這個學校，并不是為做官，是為救國才來革命的”。如此鮮明的革命思想，有效地鼓舞了師生們對當年俄國革命的向往，推動了三大政策的貫徹執行，為黃埔軍校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再加上廖仲愷先生本身就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在他的言傳身教下，更是直接推動形成了黃埔軍校以“愛國”為核心的“黃埔精神”。

1924年11月7日，孫中山和廖仲愷出席“慶祝十月革命勝利七周年大會”。惠州日報記者嚴藝超 翻拍

　　縱觀廖仲愷在黃埔軍校創建初期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不難發現，從軍校的策劃到籌建，再從軍校的誕生到發展壯大，處處都彰顯出其中流砥柱的作用。“生死毀譽、在所不辭”。廖仲愷憑借堅強意志，用他的血肉之軀，恪盡革命職責，勇挑經濟重擔，戰勝困苦危難，為黃埔軍校的創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白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