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頭條 掌中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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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nóng)歷臘月十九日是東坡誕辰紀(jì)念日,各地紛紛舉辦壽蘇會,惠州亦然。987年來,他魅力不減,成為“頂流男神”。
公元1083年,宋元豐六年,蘇軾的摯友、因受“烏臺詩案”牽連而貶謫嶺南的王鞏,終得北歸,與蘇軾相會,命侍妾柔奴為蘇軾唱歌勸酒。蘇軾問及嶺南之艱苦,柔奴答:“此心安處,便是吾鄉(xiāng)。”蘇軾大為感動,作詞《定風(fēng)波》以贊。
“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一語成讖。十多年后,在五十九歲那年夏天,蘇軾以“譏訕先朝”罪名被充“寧遠(yuǎn)軍節(jié)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奔赴蠻荒,親眷散落,幸有比肩柔奴的佳人王朝云萬里追隨。在普通人看來悲愁不堪的人生際遇,蘇軾憑借其一以貫之的浩然之氣,在逆境中練就的超然之觀,書寫了一段饒有意趣的文化之旅。
好友黃庭堅說他“飽吃惠州飯,細(xì)和淵明詩”,蘇軾兩年八個月的惠州歲月,悠然自得。
(一)
惠州是蘇軾跌宕起伏之生命旅程的重要一站。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xù)奉告命,責(zé)授臣寧遠(yuǎn)軍節(jié)度副使、惠州安置。”宋紹圣元年(1094)十月,蘇軾在《到惠州謝表》寫道。
當(dāng)年九月初,蘇軾攜幼子蘇過、侍妾王朝云赴惠州,越大庾嶺,舟行至清遠(yuǎn)縣,遇見一名顧姓秀才,聞其介紹惠州風(fēng)物之美。
蘇東坡雕像。惠州東江圖片社
惠州之行,蘇軾一開始是忐忑不安的,畢竟惠州當(dāng)時還是聞?wù)呱返摹罢伟O之鄉(xiāng)”。聽顧秀才之談,蘇軾喜而賦詩,謂“此邦宜住玉堂仙”。他開始向往惠州的桂花和荔枝,也迫不及待地“便向羅浮覓稚川”。
蘇軾對葛洪和羅浮山仰慕已久,發(fā)出“東坡之師抱樸老”之慨,自然山水的雅好,催促他一償羅浮游夙愿。蘇軾兩日一夜羅浮山之游,雖時間倉促,但他作了多篇詩文,盛贊羅浮“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
當(dāng)年十月二日,蘇軾抵達(dá)惠州城,吏民爭相噓寒問暖,父老相攜出迎,風(fēng)土食物不惡,這樣的情景,仿佛曾在夢中出現(xiàn)。
蘇軾對惠州初始觀感頗為不錯,在寒冷的冬天看到生機(jī)盎然的春天,“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在蘇軾眼中,惠州雖地處嶺表,卻風(fēng)景獨(dú)好,生機(jī)一片。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濕面春雨細(xì)。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蘇軾寓惠兩年八個月,兩居合江樓和嘉祐寺,后在白鶴峰構(gòu)筑新居以作終老,不斷遷徙,備受折騰,一如他大半生來的宦海沉浮、顛沛流離。
患難與共的王朝云,更是不幸病逝惠州,天人永隔,給蘇軾沉重的打擊,借月詠懷,寫出“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西江月》)的痛苦悲哀。
這種苦難非常人能忍受,蘇軾在逆境中卻表現(xiàn)得曠達(dá)灑脫、隨遇而安。羊蝎子、谷董羹、玉糝羹、煨芋頭等美食,他嘗了一遍;親近自然、賞玩山水,成為他排遣胸中憂憤、尋求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徑。
古惠州府模型。惠州日報記者張藝明 肖泓攝
他繼續(xù)篤定地認(rèn)為,“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不分等級、賢愚與地域,雜處漁樵,愛民如子。
山水秀邃、民風(fēng)淳樸、物產(chǎn)豐饒的惠州,以最大的寬容和魅力讓蘇軾折腰。
北宋紹圣四年(1097)二月,春和景明,蘇軾自嘉祐寺遷入白鶴峰新居。他在山上開圃種菜藥,鑿井分甘鄰里,遐矚千里江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
然而,好景不長,數(shù)月后,蘇軾再貶海南,不得不倉促乘船離惠,赴海南貶所,繼續(xù)他的奇絕之旅。
(二)
詩人不幸惠州幸。東坡寓惠,改變了這座城,成為影響東江流域文化進(jìn)程和格調(diào)的文化事件,被視為韓愈刺潮后,嶺南又一件文化大事。
何以至此?寓惠期間的蘇軾,游山賦詩飲酒以自娛,但興學(xué)行仁、濟(jì)人利物之心,隨所寓而行之。
蘇軾看到,惠州西湖平湖門到西山之間湖面,廣袤十里,原有一座豐樂木橋,但木料容易腐爛,屢修屢壞,常有群眾過橋墜湖。同樣的情況出現(xiàn)在東江與西枝江的匯合處,小橋多毀壞,以小舟為渡,百姓往來不便,人隕沙泥。
宋紹圣二年(1095)冬天,蘇軾與羅浮道士鄧守安始筑東新浮橋,以四十舟為二十舫,鐵鎖石碇,隨水漲落;又與棲禪院僧希固筑西湖西新長橋,為飛樓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當(dāng)工程面臨資金短缺時,蘇軾將其最值錢的東西——皇帝賞賜的犀帶捐出。翌年六月,東、西兩橋完工,蘇軾與百姓共同慶祝,寫詩曰“父老喜云集,簞壺?zé)o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
西新橋以“堅完宏偉,觀者咨嘆”的氣勢雄踞惠州西湖六橋的第一橋。它所在的蘇堤,攜帶著東坡靈氣躋身惠州西湖風(fēng)景名勝之一——蘇堤玩月。
“兩橋一堤”的修建,是蘇軾在惠州功業(yè)中的閃亮點(diǎn),其他如廣泛施藥、救死扶傷,掩埋無名骸骨,助力減輕賦稅,推廣水力碓磨及“秧馬”等善舉,亦是可圈可點(diǎn)。
不畏權(quán)威,不計得失,寧遭貶謫,幾乎致死,亦要秉持一顆經(jīng)世濟(jì)民的熱心,這是蘇軾的人格光輝之處。
蘇軾以孔孟“浩然之氣”立身,一生秉持家國情懷和民本情結(jié),又有道家的超越精神,兼濟(jì)佛家的圓融境界,如他在《思無邪齋銘》說,“浩然天地間,惟我獨(dú)也正。”
文章憎命達(dá),蘇軾的文學(xué)成就在艱難困苦中玉成。
蘇軾妙筆生花,不吝才情吟唱惠州西湖,將豐湖月夜美景媲美杭州西湖;王朝云病逝后,蘇軾更是創(chuàng)作《悼朝云》《朝云墓志銘》《殢人嬌》等作品,有“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后緣”之句,情深至極,令人動容,亦為后世傳頌“東坡與朝云”的故事留下凄美的注腳。其《食荔枝》詩句“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更是成為嶺南千年不易的廣告詞。
蘇軾說:“唯文字庶幾不與草木同腐。”在惠州,蘇軾把他自己對人生經(jīng)歷的思考、對于社會民生的關(guān)注寫進(jìn)了詩文之中。有研究指出,蘇軾在惠州共寫下詩詞、雜文587篇,數(shù)量僅次于他在黃州的750多篇。
這是一次人與城的雙向奔赴。惠州提升了蘇軾作為學(xué)者、文學(xué)家、思想家的成色,同時,蘇軾也遠(yuǎn)揚(yáng)了“嶺南名郡”惠州的美名。
(三)
現(xiàn)代史學(xué)家陳寅恪有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jìn),造極于趙宋之世。”蘇軾便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集大成者。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亦稱,蘇軾在哲學(xué)、史學(xué)、政治、文藝等領(lǐng)域所取得的成績都是引人注目的,但均不能獨(dú)領(lǐng)風(fēng)騷,若就整體成就而論,像蘇軾這樣的“全才”恐怕是極少見的,其人生內(nèi)涵的豐富性幾乎無與倫比。
蘇軾自謂“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dú)好淵明之詩”,寓惠期間不斷唱和陶詩,“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借淵明之酒杯,澆自我之塊壘,時刻保持“一點(diǎn)浩然氣,千里快哉風(fēng)”的人間清醒。
“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公元1101年夏天,即將走完生命歷程時,蘇軾以自嘲的口吻將黃州、惠州、儋州相提并論,向世人說其功業(yè)不在廟堂之上,而是在江湖之遠(yuǎn)。
蘇軾一家離開惠州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東江之畔的白鶴峰新居變成東坡祠。
清代歸善知縣蔡夢麟在《重修東坡祠記》中說蘇軾“寓惠三年,善政善教,百代咸觀法焉”。蘇軾已經(jīng)成為后來官員的鏡子,提醒他們省身自問,民本為懷,超然物外。
東坡祠景區(qū)舉行慶元旦活動。惠州日報記者龔妍 譚琳 通訊員黃靜 攝
歷代惠州人,將東坡祠變?yōu)榕e行各類文化娛樂活動的公共平臺,每年四時游賞,如元宵觀燈、清明踏青、重陽登高等,這里都是首選之地。
人們游歷白鶴峰,拜謁東坡祠,感受“千古鶴峰尊”的浩然之氣。
早在寓惠之前,蘇軾受邀寫《潮州韓文公廟碑》,稱浩然之氣“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其“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fù)為人”。他一生踐行的是人格的獨(dú)立、精神的獨(dú)立,憑借浩然正氣超然屹立于任何境遇中。
所謂“韓潮”“蘇海”,韓愈刺潮,贏得江山盡姓韓;蘇軾寓惠,浩然之氣立千年。在為韓愈禮贊后,蘇軾也成為了一座令后人“仰之彌高,鉆之彌深”的文化高峰。
不同的是,韓愈給人一種傳統(tǒng)士大夫的嚴(yán)肅威嚴(yán),蘇軾卻有著有趣的靈魂,活生生的,就像從未離開過,正應(yīng)了那句——“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惠州日報記者侯縣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