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一：上奏本繪地圖 助平寇安民生

　　編者按

　　惠州“湖上五先生”指的是葉萼、葉春及、葉夢熊、李學一、楊起元，他們是代表著明代惠州文人最高水平的群體，乃本土文化閃亮的名片。其中，李學一以進士從政，任御史敢于抗顏直言，任湖廣參議不趨附權貴，任貴州督學則選賢得士，皆為時人所看重，被晉升為苑馬寺卿，終因勞瘁而卒于任上。

　　方志評其“以名家子為名進士，與清華之選；居諫垣為名給諫，敭歷中外。正直信于交游，勞勩施于里闬，生無物忤，死無物議，其所得者多矣”。 （林海生）

　　惠州地處粵東，歷史上是“山海之寇，嘯聚不時”的地方，入宋后開始飽受寇患之苦。論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危害之烈、成份之復雜，惠州寇患最嚴重時期當屬明代。

　　后來寇患得以平復，李學一的功勞不可磨滅。據記載，李學一中進士后返惠，見山海之寇并烈，民不聊生，當地官府又隱瞞實情不報，遂與郡人葉萼不畏艱苦，窮查賊勢積三年，并繪以圖，于隆慶六年與御史陳堂上疏，請朝廷發兵討嶺東寇，保惠州一郡平安，贏得惠民頌揚。

　　家教有方，三次落第終中進士

　　李學一，字萬卿，惠州城區人，為舉人李鵬舉長子，自幼聰慧過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24歲的李學一在鄉試成績高中解元。隆慶二年（1568年），他中進士，初選翰林院庶吉士，歷官刑科給事中、湖廣參議、貴州督學、苑馬寺卿等職。

　　李學一11歲時隨李鵬舉到永福寺拜見薛侃，“侃試而異之，以為家學不隕”，李鵬舉因此對兒子寄予厚望。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學一補博士弟子，在外任官的李鵬舉即寫信訓誡兒子：“家中凡百務要節儉，飲食衣服須從樸實一邊，自可長久為人。只要存心謹厚，不可損人利己，勿謂天道無知……讀書一節，務要謙虛，勤敏細心，講求忘室忘家，忘寢忘食，乃可上進。予平生手不釋卷，每夜讀，輒三四鼓動以為常，至今不能取高第，徒碌碌一官在人后。雖不以此為介意，而見上官禮貌不恭，亦未嘗不以為悔也。”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李學一鄉試成績優異，高中解元，年僅24歲。次年李學一進京參加會試，李鵬舉寫信向兒子陳說在考中與落第的兩種情況下應該如何處置的意見。他表示：“中（進士）后，務須謙虛，求益于諸老先生長者，自當長進。勿學輕薄后生，凌傲先輩，自取損也。”如果不中，也別要求去做學官，而是收拾心情回家認真讀書。縱將來不中，亦是有學之士，推之治理仕路，無不過人。

　　李學一經過三次落第之后仍不懈努力，終于在隆慶二年（1568年）考中進士，被選入翰林院充庶吉士。按理說已是功成名就，但李鵬舉接連寫信提醒在京的李學一“最不可自滿自是”。

　　后來，李學一以進士從政，任御史敢于抗顏直言，任湖廣參議不趨附權貴，任貴州督學則選賢得士，皆為時人所看重……這與李鵬舉早年嚴而有法的家庭教育，無疑有直接關系。

　　復設鎮守廣東總兵

　　惠州明代寇患源于元末，延續到清初。其中，明嘉靖三十九年至萬歷二年這15年間最為嚴重。當時，惠潮兩府盜賊群起嘯聚，不但燒城廓、殺官兵、劫庫獄、攻巡檢，且四處綁架勒索，百姓叫苦連天。

　　據光緒《惠州府志》記載：“諸賊破圍時有戰死者、有被創者、有盡屠者、有搜出捉獲者、有焚藪而死者、有溺于水者、有隕絕于崖者；有剖孕婦以視胎粥、嬰兒以飼馬者；有烹其子使其母燃火殺其父使子旁觀者；有斷手足而為人彘者、有剖囊戶而貫胸者。棄襁褓于溪間滿水而浮，縛孩提于竹梢望空而擲，責報贖則上囊頭，急限期則加斬指，夜杖臂背，晝釘兩手，殺人滿野，流血染川。”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連當時朝中張居正都驚呼：“朝中已無廣東矣！”

　　直到嘉靖四十一年，朝廷感到問題嚴重，詔南贛副總兵俞大猷協同汀、漳、惠、潮諸郡合力圍剿，特設申威道巡視惠州，任方逢時為申威道副使，盜賊蔓延之勢才得到抑制。

　　為進一步加大惠州平寇力度，朝廷于嘉靖四十五年下詔復設鎮守廣東總兵，以原任惠潮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湯克寬為之；閏十月又詔：“廣東新設巡撫，駐惠州府城；有警移長樂縣，調配惠、潮兩府兵食。”一夜間，惠州成為平寇中心，蓋冠云集。當時欽差大臣張臬、贛南副總兵俞大猷、廣東總兵湯克寬、贛南巡撫吳百朋、廣東總督吳桂芳等先后來到惠州，商討平寇事宜。盡管如此，惠潮兩府的盜寇還是未能撲滅。加上惠州南臨大海，日本倭寇南下搶掠，與內地的山海之寇相為犄角，更是出現了“東平西叛，南靖北攘”的惡劣局面。

　　平寇遇難題，為害更烈

　　惠州及粵東地區出現這種山海之寇橫行、平寇烽煙四起、官兵疲于奔命、百姓慘遭荼毒的惡劣局面，考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從歷史上考究，惠州及嶺南地區與中原對比，生產落后。黃佐在《廣東通志》卷二十中，認為惠州及嶺南地區的漢化過程是：秦“徏中縣之民，使與百粵雜處”……入宋“民物歲滋，聲教日洽” ；入明“衣冠禮樂，無異中州” 。邊遠的農村和山區入明后，一些民眾為了溫飽、致富，鋌而走險，落草為寇。

　　其次是地理原因。明呂天恩在《嶺西平寇記》中認為：“粵東古稱南蠻，其地崇崗巨澤，道里曠遠；自宋以來，未及經略控馭，以故盜賊憑陵。”嘉靖《惠州府志》載嶺東道僉事尤瑛語曰：“（粵東）山谷中多良田，流民雜居，易于嘯聚。”由此可見，地理條件為惠州及粵東地區出現“山海之寇，嘯聚不時”局面的重要原因。盡管入明后朝廷曾不斷派軍隊進行平寇，但一些邊遠山區由于地形復雜，盜賊“憑陵”作案，官兵很難追剿。

　　再者是政治原因。明代中后期宦官專政，官賊勾結，吏治黑暗。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到明嘉、隆年間官賊勾結時曰：“賊以大猾為資，大猾又以貪官為援；其人耳目甚廣，牙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長短，與胥役相為囊橐……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黨；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即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禁而不敢一語。”這道明了當時大、小盜賊相互串聯勾結官府，安排耳目混入官府和官兵隊伍中，寇患實情被長期隱瞞，百姓嗷嗷無所控告，這也是惠州盜賊猖獗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招撫失策。早在嘉靖三十九年，盜入博羅殺知縣舒顓后，闔郡苦之。惠州士民日夜乞師，而“有司縮肭，主撫而已”。官府對盜賊名曰招撫，實則姑息養奸。特別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潮州大盜吳平與倭寇相犄角，歸善盜伍端、溫七及藍松三、葉丹樓皆依附吳平，在惠州和潮州之間大肆動劫掠。惠州參將謝敕與伍端、溫七大戰，屢失利。俞大猷見狀，平定海豐倭寇后立即移兵惠、潮兩州，溫七被擒，伍端自縛、乞殺倭寇贖罪。接著又降伏藍松三、葉丹樓，招降賊首吳平，讓他駐扎梅嶺殺賊立功。其后吳平私自制造戰船數百艘，收集殘部一萬余人，再次劫掠惠、潮二州，殃及福建詔安、漳浦等地，為害更烈。

　　促朝廷出兵，澤被后代

　　李學一中進士后返惠，親歷寇患之嚴重，遂上奏朝廷，力言惠州山寇嘯聚，百姓深受其害之慘狀，促朝廷再次出兵討嶺東寇。其奏疏曰：“惠潮諸郡，雖皆被寇，其害惠為甚，惠之諸縣，歸善、海豐、永安、長樂為甚……今四縣出郭十里，即無人煙，膏腴皆為盜壤，良民不能自存，當事諸臣咸緩視之，直欺百姓孱弱，不能付闕。哀吁上夫勘少無如知已，何故浸不加之意耳。”又曰：“今日征剿，論盜賊當先山寇，論地方當先惠州。”

　　同時，李學一揭發了地方官員“為轉官計，匿不以聞”實況，令朝廷大為驚駭，也令瞞報實情的地方官員驚懼不安。湖廣道御史陳堂亦上疏附議李學一所奏，提出處置廣寇機宜四事大致為：一議撫剿，二議賞罰，三議兵將，四議功罪。李學一和陳堂的上疏，最終驚動了明穆宗。穆宗詔斥這些官吏曰：“封疆以講武為不急，以玩寇為茍安，盜賊隠容，不早撲滅，往往釀成大患。”為此，朝廷詔殷正茂督粵，出兵討嶺東寇。

　　萬歷元年初，殷正茂來到惠州。由于他持有李學一、葉萼所獻的賊勢地形圖，于是先檄各地巡守官畫地分守，徏遷瀕海謫戍之民于云南及四川、兩湖，以絕倭寇向導；再令廣東總兵張元勛等往海豐追殺倭寇千余人，然后移師平山。其時山賊曾仕龍等踞惠州烏禽嶂，阻山而守，負隅頑抗。張元勛領兵出其不意，直搗賊巢，先后俘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余人，破大小寨七百余所，擒斬一萬二千有奇。這次平寇之役虜獲賊首之多，擒斬山賊之眾，在惠州及全省的平寇史上是罕見的。

　　殷正茂總結俞大猷招安失敗教訓，命巡守官劃地分守，并訂下嚴厲法規。這樣又經過兩年多地毯式清剿，至萬歷二年，危害粵東地區長達十多年的賊寇被全部消滅，取得此后五十多年的社會穩定，迎來惠州歷史上經濟、文化發展的全盛時期。

　　文史雜談

　　湖上五先生漫談

　　□曹杰

　　“中年喪我海剛峰，天胡此醉；一老不遺楊復所，人又何尤”。晚清鐵筆御史、惠州人鄧承修去世時，戊戌變法領袖康有為曾寄聯哀挽。鄧承修，字鐵香。古人講究“名以正體，字以表德”。鄧承修用一生的所作所為，踐行了“鐵香”二字的寄寓。

　　康有為與鄧承修頗為投契，作為晚輩，在他寫給鄧承修的信中曾說道：“祖詒伏海濱，仰先生風烈久矣！每問訊士友以古人之清直孤介、正色立朝者，今得先生，甚仰慕。”推崇之情，溢于言表。曾與洋人交鋒過的鄧承修，甚知變法的重要性，十分欣賞康有為。致仕回惠之后，鄧承修主講惠州豐湖書院，也曾力邀康有為來此講學，只可惜天不假年，同年七月他與世長辭，剛剛年過五十，以百歲計，便是“中年”。對此，康有為深感遺憾，于是，便有了開頭那副對聯。

　　康有為不愧是文章巨手，一副挽聯，穿過百年光陰，至今讀來，依然讓人感動。上聯的海剛峰指的是海瑞，字剛峰；下聯的楊復所，則指的是明代惠州“湖上五先生”之一的楊起元，號復所。上聯以海瑞突出鄧承修剛正的品格，下聯以楊起元入典，則突出他的學問，不僅對仗工整，而且雄健超邁。海瑞自不必說，是廉能之臣的典范。《明史》評價他：“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楊起元是惠州本土士人，被譽為“嶺南楊父子”及“盛世文宗”。

　　其實不僅是楊起元，同為“湖上五先生”之一的葉春及，時人也常將其與海瑞相較。認為二人都是“名德不淄，直氣同方”，但是相比之下，葉春及更有“穹窿朗融”的變通與智慧。為此，后人還將二人的文集編成一本。從海瑞到“湖上五先生”再到鄧承修。在康有為眼里，這是一條傳承有序、綿延不絕的文脈。

　　“湖上五先生”這里的“湖上”指的就是風景秀麗的惠州西湖。五位先生居同里，仕同時，品同重，祀同祠，風云激蕩，異彩紛呈。他們生前大多居住在西湖之畔，屬于“平章甲第”，死后“惠人哀之”，常出于公義，時常祭祀他們。尤其是明清鼎革，惠州移民更加懷念這些骨鯁之臣，便將其同祭于西湖之畔的“五先生祠”。自此，他們共同成為惠州人的模范和標桿。

　　“湖上五先生”是明代中晚期惠州講學日盛的文化思潮浸潤的結果，開創了惠州文化史的全盛時期。過去在評價惠州士人時，常會提起“鐵骨錚錚硬邦邦，一根指頭敲得響”。這種寧折不彎的剛正品行的精神，在“湖上五先生”中都有所體現。這種體現既表現為葉春及那種“硬頸知縣”，不媚于上，不欺于下風氣；也體現在楊起元身上那種對學術一以貫之的堅持。這種堅持，很多時候是不被當時人理解的，甚至被視為“不務正業”。但是正因如此，更顯得彌足珍貴。“湖上五先生”之后的惠州優秀士人，大多能力抗時俗，有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和豪邁。

　　“湖上五先生”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重家學傳統，求實務本。五先生中，葉春及的父親葉天祐，葉夢熊的父親葉春芳，李學一的父親李鵬舉，楊起元的父親楊傳芳，葉萼的父親葉時。他們或是惠州當時德高望重的社學儒師，或是身負功名的飽學之士，或是著作宏豐的碩學耆老，在惠州皆名重一時，堪稱“五對父子；十位先生”。他們的家族大多也是詩酒簪纓、文章錦繡之家。因此除了遍訪名師之外，他們大多繼承家學。步入仕途之后，他們不僅是名儒，更是干臣，秉承著求實務本的良好品質。如葉萼，面對“二十余年 民死于鋒鏑者殆盡”的慘狀，他毅然不避兇險，撰寫《請剿山寇疏》，控訴匪首賴元爵、藍一清的暴行，最終迫使朝廷出兵，戡亂禁暴，造福一方。

　　五位先生生活在“心學”鼎盛之際，以王陽明為代表的“浙宗”和以陳白沙為代表的“廣宗”，兩派上至宗主，下至衣缽門徒，或是結緣惠州，或是講學于此。在西湖之畔和羅浮山間，這些學術明星與惠州本土士人交往頗深，這些士人，自然包括“湖上五先生”的父輩，而且他們很多人還是核心人物。因此“湖上五先生”自小得窺“圣人門徑”，也養成了以圣賢自勵，理想高遠的共同特質。

　　此外，在“湖上五先生”身上，都有著善創新守正，惠澤民生的宏愿。他們大多積極參加地方史志的撰寫，目的撰寫《惠安政書》被譽為“史上少見的縣長政治筆記”，其編寫的初衷，就是為了糾“黃冊之失，使民息訟。”開國之初劃定的很多田土山林的界限，由于時代的更替和人口的變化，很多已經不準確，常有群眾因此發生械斗和爭訟。

　　為此，葉春及親自走訪勘定，獨辟蹊徑地使用了“計里畫方”這一技法，他也成為最早應用的“比例尺”的人。經他手的繪圖，都十分精準清晰，他勘定的貢賦數額，也都“錙銖必較”。為方便借鑒和閱讀，他的文章大多言簡意賅，直指要害。正因如此，《四庫全書》紀曉嵐評價他的文風：“所作政書，井然有序。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暢。”其實不僅是葉春及，五先生的文風，大多如此。

　　文脈鏈接

　　五賢祠毀于戰火

　　文/羊城晚報記者 林海生

　　西湖是惠州城的風景之最，也是惠州人文涵養之地。從平湖（惠州西湖一部分）曾經存在過的五賢祠、昭忠祠、節孝祠、韓侯祠、景賢祠、祝枝山故居、天泉書院、羅浮道院等場所，可以一窺平湖文教之盛。

　　《惠州文化教育源流》一書記載，惠州于明代迎來辦學高潮，歷時百年。這一辦學高潮，是以名儒自創書院宣講湛、王心學為主要標志，書院數量之多，師儒水平之高，追隨學子之眾，科舉功名之盛，前所未有。這是惠州古代文化教育最為繁榮、思想學術最為活躍、社會文明成果最為豐碩的黃金時段，其深刻影響貫穿晚明直達清初。

　　在此期間，涌現了在官績、文化等方面有突出業績的“湖上五先生”。據記載，李學一在平湖披云島開辟私家園林西新園。園內有留書樓、浩然亭、放生池等。清雍正二年（1724年），知府吳騫集郡人議，披云島西新園（即今惠州賓館）建“五賢祠”，合祀葉萼、葉春及、葉夢熊、李學一、楊起元，更增添了西新園的歷史人文氣息。

　　然而，后因戰爭原因，西新園被毀，五賢祠也最后坍塌。該祠是惠州寶貴的文化遺產，遺憾的是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統籌策劃/羊城晚報記者 陳驍鵬 馬勇

　　作者：何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