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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東鹽業村落往事鉤沉

　　憶往昔鹽業生產變遷 看幾代鹽民身份重構

　　【編者按】

　　據宋代《元豐九域志》記載：“惠州歸善淡水一鹽場。”古淡水場產鹽歷史悠久，曾是兩廣地區重要的鹽產區。古淡水場在發展變遷中形成了多個鹽區，今位于惠東港口地區的東海鹽區便是其中較為典型的代表。

　　在惠州眾多沿海鹽業村落的發展演變中，鹽民與鹽田的關系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一代代鹽民的身份地位，及其對鹽業的認知也經歷了多次重構。民國時期，大多數鹽民的生產勞作只能通過與地主締結契約、租用鹽田開展，這一時期鹽民勞作艱辛卻依然生活困窘；新中國成立后，鹽民有了自己的鹽田，生產模式也隨著時代變化調整，鹽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改革開放后，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鹽民有更多的途徑謀生，鹽田日漸拋荒，鹽業淡出歷史舞臺。

　　本期惠州文脈跟隨鹽業調查團隊，走進惠東港口大園村下轄的南北寮村、上新村等村民小組，傾聽老一輩鹽民講述鹽業記憶，探究惠州沿海鹽業村落的生產模式如何隨著時代變遷軌跡而變化。 （陳麗媛）

 
舊時的鹽垛 惠州市檔案館供圖

　　鹽民和地主締結短期契約

　　惠東港口大園村下轄的南北寮村、上新村位于東海鹽區的東北部，兩村地理位置極接近，步行五分鐘即可互相抵達。歷史上兩村因鹽業而興，是淡水場鹽區的一部分。本次調研主要圍繞這兩個鹽業村落展開。

　　據考，南北寮村始建于明代，上新村的建村歷史可追溯至元末。從生產方式來看，兩村均以農耕、產鹽和漁牧為主，相較東海鹽區的其他村莊而言，生產方式較為多樣。調研顯示，歷史上港口地區絕大多數古村落都以產鹽為主要產業，而南北寮村和上新村除了鹽業興旺，農耕也是其生產的另一大支柱，從事農耕的人數和土地規模與鹽業不相上下。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如今鹽民的曬鹽記憶逐漸模糊，調研團隊走訪發現，上新村與南北寮村的鹽業生產史口述記憶，最早只能追溯到民國晚期。

　　據一位八十多歲的村民鐘婆婆講述，舊社會時期，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地主則將鹽田租給鹽民耙鹽。在物質匱乏的過去，人們為了謀生計都只能接受這種待遇，村里基本不會出現無人當鹽農的情況。

　　一位姓林的老村長講述的關于父輩祖輩耙鹽經歷的故事，也印證了當時鹽民生活困苦、地位低下的狀況。林老村長的父母是舊時港口鹽區的典型鹽民，他們向平海、港口地區的地主租賃土地。林老村長說，當時租賃土地需要競爭，地主同意將土地租讓給他父母的時候，他們家雖然過得辛苦，但基本可以維持生計。但后來地主更換租戶，林老村長一家生活陷入窘迫，只能通過上山拔草藥等方式維持生活。

　　據介紹，新中國成立前，很多鹽民耙鹽收撈后，還要挑往市場上售賣。當時沒有固定鹽價，產鹽區鹽價較低，非產鹽區鹽價則較高。所得收入按比例上交地主，一般按五五分成。據上新村村民李婆婆回憶，當時出租田地給她的地主居住在平海地區，有兩漏鹽田在上新村。舊時鹽民對地主往往心存忌憚，一般不會直接和地主接觸，只通過中介進行租賃交易。

　　綜合多位老村民的講述，民國時期的鹽民生產圖景徐徐展開：鹽民和地主一般締結短期契約，鹽民往往不知道地主的具體住處和真實姓名，僅通過中介與地主締結契約。鹽民在鹽田的工作時間固定，然后在鹽田收撈后自行販賣，所得收入與地主分成。在年關將近的時候，鹽民再通過中介，請求地主在新的一年繼續將鹽田出租給他們。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地主并不需要強勢監督鹽民的日常勞作和收入分成情況，因為鹽民太多而鹽田較少，不少鹽民因為租不到鹽田生活困窘，而租到鹽田的鹽民往往憂心次年地主不再將鹽田租給他們。

　　這一時期，鹽區村落的土地頻頻流轉，所有的鹽田和農田基本沒有固定的份額。調研團隊在上新村發現了一些民國時期的“白契”（舊時指買賣田地房產未經官方登記蓋印的契約），從契約上可以看出，當時與上新村的村民進行土地交易的，除了上新村本地的村民之外，還有附近林厝村的村民以及（南）北寮村的村民。

港口鹽民在鹽田中勞作 惠州市檔案館供圖

　　舊時鹽田分配僅憑“口頭約定”

　　新中國成立以后，沿海鹽業村的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據《惠州（東江）鹽務志》記載，上世紀50年代起，當時的東江區鹽區沒收、征收的鹽田產量占總產量的75%，這些鹽田，一部分分給廣大鹽民；另一部分面積較大而又比較集中的，以國家代管形式統一安排生產。據南北寮村的老村民余某回憶，那時候當地鹽區成立了鹽務所，管理人員很多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村民都很信任他們。

　　“村里將地主的鹽田收集起來歸大隊，再分出去，但是沒有相關記錄。大家都知道分給誰，就沒寫了。”據上新村的林老村長以及多位村民回憶，當時村里的鹽田經過收攏后再次分出去，由于村民互相認識，基本上指著一塊地就知道由誰家分得，所以都是口頭上約定的，沒有留下存證資料。

　　1960年7月，惠東縣鹽業管理體制發生改變，平海鹽務所改制為國社合辦企業，成立平海鹽場。1961年7月，成立四圍（即平海）漁鹽人民公社，下設鹽業大隊，而鹽業大隊下轄14個生產隊，包括羅段、應大、東洲、洪家涌、林厝、上新、大元、大塘頭、埔頂、頭圍、四圍、南北寮、古灶、港尾。在訪問過程中，南北寮村和上新村的村民們都提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村中設有農業和鹽業兩個生產隊，農業歸大園管轄、鹽業歸東海管轄。據上新村的林老村長在回憶，最初農、鹽是合在一起管理的，后來村民出現意見分歧才分開。

　　當時村民們存在的意見分歧主要是鹽業和農業哪個更好。林老村長認為，耙鹽相比耕種更好一點，鹽曬出來就可以賣錢，耕種則要幾個月才有收成。可見，各個村落會根據自身的特點來落實政策。調研顯示，兩村在耙鹽的同時也擁有較強的耕種基礎，因此也就特別地設置鹽業、農業兩個生產隊。靈活落實時代政策能夠更積極有效地促進生產發展，也是村民智慧的體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南北寮村和上新村的生產方式主要是鹽農并進。

　　“記得當時是由生產隊統一收購鹽，我們村由東海大隊統一收購給平海鹽務所，怎樣賣就由鹽務所決定了。”北寮村村民余爺爺表示，村里的鹽產量并不穩定。耙鹽是看天吃飯的行當，這可以說是廣大鹽民心中的統一認知。天氣對鹽民生產收成情況影響很大。據村民回憶，當時每一條村都設有一個廣播站，由總站統一在廣播站發布公告，遇到下雨天氣會第一時間通知鹽民收鹽。此外，當時鹽務所統一收購鹽也會按質量區分為上、中、下等級，這種統籌生產的模式某種程度上也調動了鹽民的勞動積極性。

昔日沿海鹽業村落成為濱海旅游熱地 惠東縣委宣傳部供圖

　　鹽業村落步入多元經營發展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時代政策的變化，鹽民的生產模式也發生了轉變。據考究，1979年，當時的平海鹽區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0年，鹽區推行聯產計酬生產責任制；翌年，鹽區普遍實行“五定獎”的生產責任制和“任務包干到組、到戶、到編、按產值計工，以工計酬”的分配原則。

　　據上新村村民介紹，當時村里對鹽田進行分配時，統一將18歲以上健全的村民劃分為勞動力范疇，平均一個勞動力大約分到20公畝的鹽田。另外，鹽田也有好壞之分，咸度較高的鹽田結鹽比較快，收的鹽質量也會好一點，相應地，好的鹽田分的勞動力會比較次的鹽田會多一些。除此之外，還按照每家的勞動力來分鹽田，勞動力多的家庭可以分到更多鹽田。“耙鹽多，賺錢就多，自負盈虧。”據上新村許村長回憶，“當時鹽民還以鹽田之間的水溝為界，劃分各家各戶所分到的鹽田。”

　　這一時期，鹽民生產出來的鹽由設在平海的鹽務所統一收購——鹽曬出來以后，會被堆放在一個特定位置，形成一個個鹽堆。當鹽堆得差不多的時候，鹽務所就直接派船來載，鹽民就配合將鹽一擔一擔倒到船上運走。總的來看，各家各戶都根據政策安排分到一定的鹽田，政府不會干涉鹽民的具體生產活動，只收取相應的稅收，并規定鹽民不可以隨意買賣鹽田。相比過去，鹽民有了更大的生產自主權。

　　1983年，惠東鹽區進一步完善鹽區聯產承包責任制，對鹽田生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五定”（即：定鹽田承包年限，定各漏鹽田人數、定原鹽產量任務、定收入分配比例、定鹽田管理制度），全面訂立承包合同，確保鹽業生產的穩定和發展。

時代變遷，鹽民身份屢經重構 陳麗媛 攝

　　調研團隊在上新村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承包合同”文件。合同顯示，上新村（鹽業村）經濟合作社作為甲方、村中經濟合作社社員作為乙方、港口鄉鎮農村承包合同辦理處作為監證機關共同訂立合約。內容主要包括乙方承包土地面積及應交承包款、乙方應承擔各項糧食上交任務、土地承包年限、甲方責任、乙方責任等。

　　結合多方資料與田野調查可以看出，隨著時代發展，地方村落在生產方面的法治意識不斷增強。南北寮村與上新村都摒棄了以往的口頭承諾，轉而簽訂字面合同。這為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順利開展起到推動作用，大大減少了村民在生產過程中的矛盾。

　　值得一提的是，鹽區在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也貫徹省鹽務局關于“以鹽為基礎，鹽化輕精結合，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利用港汊、荒廢圍漏地發展對蝦養殖，引進外資辦廠等。調研團隊走訪發現，南北寮村、上新村不少村民除了耙鹽，還會出海打魚、發展耕種等。隨著時代變化，村里多元經營模式共存的狀況開始改變鹽區的經濟結構，部分鹽業村逐漸實現了以工補鹽，以副養鹽的模式。2001年以后，不少沿海鹽區已全面停止原鹽生產，鹽田逐漸改造成養殖基地，形成以養殖業為主的發展格局，促進了鄉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現在基本沒有村民耙鹽了，鹽田大多改成養殖場了。”當地村民表示，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耙鹽盈利空間下降，不少鹽田被發展為養蝦場，或是引進房地產商進行開發。近年來，惠東縣設立港口度假區，大力發展濱海旅游業。昔日鹽田遍地的鹽業村，逐漸成為備受游客青睞的旅游勝地，鹽業生產也逐漸淡出歷史舞臺。

　　（指導老師/段雪玉 汪潔）

　　□朱筱靜 李桂梅

《天工開物》中的“作咸”（制鹽） 陳麗媛 攝

　　古代鹽民備受剝削生活多艱

　　在封建社會中，耙鹽是一種苦重的徭役。鹽民受封建地主、鹽商等多方剝削，生活苦不堪言。古代鹽的生產關系有多種形式：一為朝廷官府供應生產工具，雇工耙曬；二為招收流放人員及刑徒制作；三為役軍士定課煮鹽，所產鹽斤向朝廷或封建主繳交。

　　一首《鹽謠》道出了封建社會鹽民的狀況：“朝耙灘上泥，暮煮釜中雪，妾身煮鹽不辭苦，恐郎耙泥筋力竭。君不見，東家阿嬌紅粉媚，不惜把鋤巧梳髻。昨日典金釵，愁煞官鹽價高貴！”

　　隨著社會發展，鹽的私有制逐漸形成。據記載，民國時期，70%以上的鹽田掌握在地主、漏主、惡霸、官僚等群體手中。據考究，當時的鹽田地漏主不僅通過地租剝削鹽民，還常以高利貸敲詐、侵吞鹽民的鹽田、房舍，不少鹽民因高利貸盤剝而傾家蕩產。

　　其中，“放鹽青”（又稱買鹽花）是舊時地漏主以高利貸盤剝鹽民的重要手段。地漏主趁著淡季時鹽民生活困難，賤價向鹽民買鹽花，其后高價賣出，從中牟取暴利。而借貸給鹽民的高利貸則是利上滾利的“翻車利”。

　　除此之外，地漏主此后開設的鹽館實行“專利統管”，壟斷鹽田鹽斤交易，規定鹽民所產原鹽不得自行出賣，一律由地漏主統管銷售。地漏主采用大斗收、小斗出的手段從中剝削。利用貨幣貶值之機，故意拖欠鹽款。鹽民向地漏主佃耙一漏鹽田，還需付出斗手費、押金、佃租金以及年節禮金等費用。

　　鹽田重租、苛捐雜稅，加上高利貸的盤剝，封建社會中的鹽民生活沒有保障，苦不堪言，不少鹽戶落得傾家蕩產、賣兒賣女，甚至背井離鄉、逃荒求乞。

　　羊城晚報記者 陳麗媛

　　策劃統籌/羊城晚報記者 馬勇 陳驍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