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快黑的時候,到了一個小鎮,名為三棟。這時雨點打起來了,走過那鎮街的時候,聽得雨點打著屋瓦,聲音異常鏗鏘……”抗戰勝利后,作家茅盾在《脫險雜記》中寫道。茅盾追記的秘密大營救,在他看來“難以想象的仔細周密”,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東江“大城”惠州,秘密大營救主要交通線上的重要節點,在1942年除夕上演“脫險前最緊張、最驚險的一幕”(廖沫沙語),讓今人探尋與想見秘密大營救背后的艱辛與膽識。
東湖旅店內展示的被營救的文化名人當時吃年飯的場景。 侯縣軍 攝
積極籌備“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年12月25日,日軍侵占香港,數百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要負責人廖承志,要求設法營救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將他們安全撤到東江游擊區。廖承志接到指示,當即向中共東江特委書記尹林平轉達,計劃進行秘密大營救行動。
時間就是生命。接到這個堪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爭分奪秒,著手開辟九龍返回內地的東、西兩條交通線,組織力量從九龍交通站秘密護送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到東江游擊區,再轉往大后方。其中東線由九龍經西貢村、沙魚涌、淡水,進入惠陽游擊區。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密安排和東江游擊隊的護送下,從1942年1月9日開始,秘密大營救中第一批撤離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包括茅盾夫婦、廖沫沙、胡風等20余人,踏上撤往內地之旅,從香港九龍大隊交通站分批秘密護送到寶安、惠陽抗日根據地。
此前,廖承志與連貫、喬冠華冒著生命危險秘密來到惠州,部署營救準備工作。惠陽縣委決定由時任惠陽縣委組織部長兼武裝部長的盧偉如和時任惠陽縣梁化區委書記的陳永裝扮成由香港來惠州做買賣的商人,在惠州城內建立一個秘密聯絡站,進行接應工作。
茅盾等人在秋長休整期間,惠州區委書記、茶園交通站站長藍造事先來到惠州,向盧偉如匯報轉移文化名人準備情況。他們仔細分析從茶園轉移到惠州城的途中可能出現的情況,策劃多個預案,最后決定選擇除夕當天走由茶園經永湖、三棟到惠州城的大路,這樣既方便行走,也適合文化名人的“商賈”身份。
秘密大營救中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轉移惠州路上。侯縣軍 翻拍
發生“脫險前最緊張、最驚險的一幕”
經過縝密安排,1942年2月14日,農歷除夕的早上,茅盾夫婦、廖沫沙、胡風等20余人從秋長茶園一帶出發。
在茅盾《脫險雜記》描述里,當天上午“天色陰沉,頗有雨意”,不多久“天色更陰沉,風吹起來冷,我們把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形態十分臃腫。”從三棟到惠州城,原是一條公路,但已徹底破壞,到處有深坑。路上風雨交加,茅盾夫人不慎掉到兩丈多深的干涸河道里,幸無大礙,茅盾認為“這真是奇跡”。
廖沫沙在回憶錄《東江歷險長留念》也有記載,“幸虧護送我們的戰士很勇敢、很敏捷,他沿著河,走不多遠就發現缺口斜坡,迅速下河,把沈夫人扶上來了。這就是我們脫險前最緊張、最驚險的一幕。”
經過10多個小時的“艱苦跋涉”,茅盾一行在深夜進入惠州城,此時已是大年初一凌晨。夜深人靜,接應茅盾一行的盧偉如,擔心一大幫人動靜太大引起懷疑,于是將大家臨時安頓在東湖旅店,湊合吃點飯菜。由于趕路疲乏,茅盾一行吃完飯后便休息了,不一會傳出陣陣酣睡聲。
天剛亮,盧偉如叫醒熟睡的文化人士,并將一部分人轉移至水東街“東和行”,以免人員集中引起敵對分子懷疑。“東和行”由農工黨人開設,與中共有統戰關系,廖承志在路過惠州時曾作出安排,請他們協助營救工作。盧偉如安排陳永負責每天到“東和行”照顧文化名人,并特別交代他們都在店里食宿,等待雇船前往河源老隆。
惠州博物館雕塑場景,還原了秘密大營救中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入住東湖旅店的場景。侯縣軍 攝
保護了中國的“文脈”和精英
1942年2月17日,農歷正月初三,盧偉如領著茅盾、張友漁等20余人前往渡口所碼頭登船離開惠州,安全到達老隆。
茅盾夫婦等人在惠州度過的這個春節,注定是難忘的。作為“他們一個月來逃難生活中第一次遇見的大城”(茅盾語),惠州給茅盾、廖沫沙、沙蒙、鄒韜奮等親歷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后來寫的關于惠州的文章也表達出脫險前的喜悅。對這段歷史,盧偉如將其寫入回憶錄:“茅盾這批文化人走后,我們在惠州又連續接送了許多批進步文化人到大后方去,每一批多則幾十人,少則幾個,一共好幾百。”
這場秘密營救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壯舉,歷時200余天,通過水路、陸路共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等800多人,行程2萬余里,遍及十余個省市,沒有一人遭遇意外。東江縱隊從日軍“虎口”中搶救出數百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保護了中國的“文脈”和精英。
回望歷史可以發現,秘密大營救中第一批撤離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從寶安、惠陽一路顛簸,稍作休整后走出秋長茶園、周田,途經永湖、三棟,最后抵達惠州城,進入更安全的區域。他們實際上是為后來批次的文化名人轉移探路,幸運的是,他們成功了,一條安全通道由此建立。
“保衛祖國,為民先鋒。”1942年春,著名新聞人、出版家鄒韜奮脫離虎口、進入東江游擊區后,激動地為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題寫上述八字,表達對救援工作的感激之情。
廖沫沙在《東江歷險長留念》中稱贊:“像這樣一個千余人的龐大的文化隊伍,把他們從敵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搶救出來,這不但是我們黨的一項偉大的功績,而且在歷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嚴峻、艱巨的大撤退。”
“我們僅僅通過游擊區而已,可是它給我的印象深刻得很,到今天還像昨天的事,閉了眼還看見那些年輕的戰士。”茅盾在《脫險雜記》的結尾感慨道。
(侯縣軍)
茅盾《脫險雜記》書影。 侯縣軍 攝
秘密大營救時間軸
1941年12月25日
香港淪陷,數百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周恩來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計劃進行秘密大營救行動。
1942年1月9日
開始
第一批撤離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踏上撤往內地之路。
1942年2月14日
農歷除夕早上
茅盾夫婦、廖沫沙、胡風等20余人從秋長茶園一帶出發,經過10多個小時的“艱苦跋涉”,在大年初一凌晨進入惠州城。
1942年2月17日
農歷正月初三
盧偉如領著茅盾、張友漁等20余人前往渡口所碼頭登船離開惠州,安全到達老隆。
到1942年夏天
結束
通過水路、陸路共營救出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等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等800多人,行程2萬余里,遍及十幾個省市,沒有一人遭遇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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