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待人至誠，見善心喜

——略談東坡在惠州的交游活動

　　古人歷來重視交游，把朋友列為人類五種基本倫常關系之一，強調做人必須要有“朋友之信”，把交友作為衡量其人品高下的重要標識，認為“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管子·修權》）。而了解蘇東坡寓惠期間的交游情況，也是我們研究和認識晚年蘇東坡的一個重要窗口。

　　東坡之好交游，在北宋士大夫中可以說是其名最著、有口皆碑。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就說過：“子瞻雖才行高世，而遇人溫厚，有片善可取者，輒與之傾盡城府，論辯酬唱，間以談謔，以是尤為士大夫所愛。”他的這種待人以誠，見善心喜，好結交、重友情的品性，直至寓居惠州，依然沒有改變。蘇轍說東坡在惠州“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東坡也說自己在惠州“杖履所及，雞犬相識”。考諸史實，確實如此。

　　據《惠州志·藝文卷》中的《蘇軾寓惠集》粗略統計：其中錄入書信233首，受信者51人，遍及全國各地；詩詞雜文253題共316首，內中所涉與東坡在惠州有直接交往的人物不下百人，一些是地方官員，更多的則是惠州本地的居民和僧眾道士。這些名不見經傳的人，在東坡處境最為艱難、生活最為困頓的時候，慨然給予幫助：惠州知州詹范、方子容對他多方照拂；循州知州周彥質贈他酒米；博羅縣令林抃送他花木果苗；鶴峰西鄰林行婆允他賒酒；秀才翟逢亨常與他對飲；醫士林忠彥為他診病；王參軍借地給他種菜；“海上道人”教他修煉養生；鄧守安幫他蓄藥濟貧；水北荔枝浦的八旬老人熱情邀約他荔熟之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余”；他再貶海南離開惠州，進士李光道隨船遠送，依依惜別。凡此種種，讓東坡感受到人情的溫暖。劉克莊說得沒錯：東坡“平居則竹笠杖藜，與黎秀才、翟夫子、春夢婆輩相爾汝，是豈權貴之所能害，煙瘴之所能死哉”。（《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7）在嶺南，東坡能安然度過，全身北歸，當地吏民的關愛，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

東坡在惠州時的友鄰翟夫子的故居。 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

　　東坡在惠州所辦的好事實事，也大都有惠州朋友的熱情支持和參與：西新橋的倡筑緣于棲禪寺僧人希固，東新橋的募建始于沖虛觀道士鄧守安，香積寺水碓磨的修筑由博羅縣令林抃實施，博羅大火的善后由推官黃燾組織指揮。此外，推廣秧馬，掩埋暴骨，筑放生池（即今鱷湖）以及在廣州蒲澗建引水工程等等，都離不開當地吏民的支持幫助，都是他交游活動的有機組成和直接成果。他與鄧守安的交往，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宋紹圣二年（1095）三月十六日晚，東坡追餞表兄程正輔至博羅，“守安來謁，議建橋事”，蘇鄧首次相見。這座橋，就是東坡后來在《兩橋詩》中吟詠的東新橋。如詩所述：“惠州之東，江溪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而“奸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鹥。”舟渡者的安全毫無保障，舟覆人溺的慘劇時有發生。東坡耳聞目睹，深以為慮，“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他的深沉嘆喟，正是惠州黎民百姓的急切呼聲。守安以卻私渡、建浮橋的建議作見面禮，與東坡的心愿正相投契。“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系白日留君顏”，建橋成了二人初次結交徹夜長談的共同話題。蘇鄧交誼，正是以這樣一個共同造福惠州人民的善舉為開端，成為傳頌千古的佳話。

　　通過與鄧守安長期密切的交往，東坡終于明白，鄧守安這位深受廣惠百姓愛戴的“山中有道者”的“道”究竟是什么。東坡寫信向朋友介紹：“羅浮有一道士鄧守安，雖樸野，養練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濟人，深可欽愛。”“此士信能力行，又篤信不欺，常欲損己濟物，發于至誠也。”后來，東坡又向廣州知州王古力薦鄧守安：“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潔廉”“至行清苦”“篤信不欺，常欲損己濟物，發于至誠”“世間貪愛無絲毫也”，這就是鄧守安的“道”。這種“道”的篤信躬行者，在當時高唱仁義道德的官場已難找到，卻存在民間。“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鄧守安以出世之襟懷，做濟世之事業，這種只為蒼生不問名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精神令東坡感動，也給東坡以鼓舞。他一再表示要像鄧道士那樣“閑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交游使東坡在惠州走進了一個與官場生態全然不同的民間天地，百姓的善良、憨厚、樂天、求取甚少卻樂于助人以及他們的清苦生活，讓東坡對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有了新的感悟和詮釋。

蘇東坡祠景區里的林婆酒肆。 惠州東江圖片社供圖

　　在東坡寓惠期間新交的眾多朋友中，江蘇定慧寺僧人卓契順，也是一位值得一述的奇人。東坡寓居惠州，嶺海隔絕，音書難問，居住在河南、江蘇兩地的兒子蘇邁、蘇迨為此“憂愁無聊”。卓契順與東坡素昧平生，卻毛遂自薦，慨然道：“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將書問之。”承諾把信送去惠州，而且真送到了，此一奇也。當他“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東坡問其所求，竟說“惟無所求，而后來惠州，若有所求，當走都下矣。”都下就是京城，天子腳下，達官貴人的名利場，卓契順不去那里而來惠州，只為樂于助人，利善他人，此二奇也。在東坡“苦問不已”之下，他才大膽要求，愿“以區區萬里之勤”，求取東坡親書數字留作紀念，此三奇也。這“三奇”，顯示了這位普通僧人的高潔情懷，讓那些見利忘義者為之汗顏。蘇東坡感謝卓契順的義行，更敬重他的人品，揮筆詳記其事，要讓“契順托此文以不朽”，把卓契順身上所體現的優良人文精神傳諸后世。

　　“輕千里而求數字”，又何止卓契順！程鄉令侯晉叔、南華寺僧龔行信、永嘉羅漢院僧人惠誠、成都僧人法舟和法榮、虔州布衣王原和賴仙芝、潮陽隱者吳子野、四川道士陸惟忠等等，他們無懼黨禍及身，紛紛前往惠州結交東坡，構成了東坡寓惠交游活動的重要內容。宋紹圣三年（1096）底，潮陽隱者吳子野與四川道士陸惟忠聯袂到惠探望蘇軾，居住了三個月。二人在蘇軾父子帶領下，與歸善儒生翟秀才和江秀才、羅浮寶積寺長老曇穎等一群山僧逸民頻密聚會，飲自釀“真一酒”，食羅浮“谷董羹”和惠州“盤游飯”，賦詩述懷，作文記事，為海內所矚目。像這樣以東坡為中心的文化交游活動還有多宗，例如宋紹圣三年（1096）重陽，東坡與新舊兩任知州詹范、方子容及其群僚，攜酒食登白鶴峰作“龍山”之會，“壺歌雅奏，緩帶輕帢”，是見諸文字記載的惠州最早一次文酒之會。宋紹圣四年（1097）二月，周彥質調任韶州通判路過惠州，與方子容訪問白鶴峰新居，琵琶歌舞，飲酒唱和，詩作迭見，流傳至今。東坡以其北宋文壇領袖的人格魅力和文學才華，吸引了大批地方官員、儒生、隱者、僧人、道士從四方聚集鵝城，營造出一種富于人文情韻的社交氛圍，對惠州本土士人的文化交流起著倡導和示范的作用，也對惠州儒道釋三教的融合和世俗化產生積極影響。

　　不少全國聞名的宗教人士也以各種方式與寓居惠州的東坡交往。宋紹圣二年（1095）二月，道潛（參寥子）遣專使自杭州來惠謁見東坡，請為名僧海月辯公作真贊。同年三月，蘇州定慧寺長老守欽專遣卓契順探望東坡，攜來了佛印（了元）的信件和欽長老的詩作。東坡有和作。幾乎同時，永嘉羅漢院僧人惠誠亦來惠探訪東坡，帶來了江浙眾高僧的問候，東坡為作《吳越名僧記》。十一月，成都副僧統士隆、紹賢遣弟子法舟、法榮來惠謁請東坡為蜀中高僧寶月大師作塔銘。宋紹圣二年（1095）秋及宋紹圣四年（1097）一月，虔州廉泉院芝上人兩次來訪，盤桓多時，蘇軾父子均有詩文見贈。宋紹圣三年（1096）冬，潮陽隱者吳子野與四川道士陸惟忠聯袂至惠探訪東坡，東坡偕其與當地僧眾相聚野飲，唱和詩歌。至于與東坡書信往來的僧人就更多了。

　　總之，正是以蘇軾寓居惠州為緣起，惠州和江浙、峨眉以及粵北的高僧大德有著前所未有的頻密交流和積極互動，深刻地影響著惠州佛教以至于整個文化思想的發展，而在這些交游活動中所產生的大量詩文書信，成為東坡寓惠文化的重要內容。

　　（吳定球）